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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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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0 16: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太平洋冰块 于 2019-9-11 17:28 编辑

梦断珞珈  (一)
写在武汉大学百(106)年校庆到来之际
1939年,我父亲从珞珈山脚拍摄的武大学生宿舍(透过上方枝叶可见后面的图书馆).jpg
1939年,我父亲从珞珈山脚拍摄的武大学生宿舍(透过上方枝叶可见后面的图书馆)
一  祖父的梦
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祖父曾厚诚多年的创业地点都是在汉口,难得到武昌去一次,武昌对他竟比上海还要生疏。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事业成功的1934年,家里接连得到飞来的喜讯,几个子女都向武昌奔去……
祖父没有文化,仅自学过《三字经》,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子女成才,光宗耀祖”。
出于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也因为创业时的资金拮据,他除了让大女儿(我的大姑曾颖明)一个人上学外,断然在我二姑曾竹瑛和三姑曾竹冰读了四年小学后停止了她们的学业,将能挤出的读书费用留给两个儿子——我的父亲曾昭正和叔叔曾幼诚。但他没想到,我的二姑、三姑居然通过坚持自学,考取免学费的女子师范(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f089b70101hre9.html),在1933年冬天完成了高中学业(那时是有春季班的)。接着,二姑为了逃避祖父包办婚姻躲到上海好几个月,不惜以死相逼,直到祖父退了婚约后,才在1934年六月初回汉。而让祖父、祖母大吃一惊的是,她回汉居然是为了报考武汉大学!
这一年我的父亲曾昭正也从名牌学校汉阳晴川中学毕了业,也是报考的武大。
一天,祖父正在他经营的“通成[1]”大堂,热天的冷饮——他开发的刨冰赤豆汤——卖得特别好,可他心里却悬挂着我父亲发榜的消息。这时一份喜榜忽然送到了大堂,祖父兴奋地接榜一看:我二姑曾竹瑛被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自学出来的女大学生?!这简直是石破天惊!汉口有几家女孩是大学生数都数得出来啊!有哪个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啊?但此时祖父在一片赞扬祝贺声中还顾不上心花怒放,反而更加剧了心里那份不安:他更焦急等待着的是儿子(我父亲)的消息。
这时忽听有厨房师傅在喊他:“老板,太太叫你家回去,大少爷的榜喜来了!”
原来我父亲的发榜喜信是被送到家里去的,他考上了武汉大学机械系。
祖父打心里一下兴奋起来,吾父才乃他心中的“曾家正统”,是几个女儿优秀学业喜讯加起来也不能比的最大喜讯。
以后祖父甚至花钱雇了专业班子、敲锣打鼓到汉阳老家(永安堡九真山义田湾)给我曾祖父报喜。除了满足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和家族的愿望,他心里还有自己的换算公式——考上大学等于前朝中了“进士”,这大的事能不让乡里老少皆知么?能就在城里“衣锦夜行”么?他要迫不及待炫耀。
我父亲觉得这样做太“丑”,拒绝了祖父的“骑马带花回乡”的要求,何况他也不是曾家第一个大学生(大姑曾颖明已一年前从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毕业)。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后来听说:那年报喜队伍乘船沿汉阳五大湖直到松林嘴上岸、经永安堡、直奔义田湾,沿途燃放鞭炮、吹响唢呐、敲锣打鼓,着实让九真山乡为之轰动了好一阵。
大一时的父亲.jpg
大一时的父亲

喜讯还没结束,不久,我的三姑曾竹冰也考上了武昌艺术专科预科班。
珞珈山与曾家的确很有缘分,就该承载我爷爷对子女成龙成凤的美梦。后来成为我的二姑父的李煜章也是1934年考进武大文学系的,他是当年全校皆知的文科状元。
我叔叔曾幼诚则是曾家那一代最后一个到珞珈山读书的人,1935年,他进入珞珈山脚下的东湖中学,此校堪称贵族学校,学费高达82光洋。
只有三姑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不在珞珈山,在武昌城内风景优美的昙华林。
不管怎样,我祖父的梦境已经在武昌展开。

二  珞珈梦境
在我的印象中,武汉大学是我国最美丽的校园。它座落在东湖之滨的珞珈群山之中。
珞珈山旧名“罗家山”,也标“落驾山”,后经曾在武大执教的闻一多先生借谐音改为这充满诗意的山名。原是向北插入“涂家湖”与“郭郑湖”(同为今东湖)间的一个半岛。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振兴中华民族,在武昌办了多所学校,其中“自强学堂”就是武大最早的雏形。民国后,学堂改办为“武昌高师”。1928年,民国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委派李四光、王星拱等学者组建“国立武汉大学”。校舍由美籍工程师凯尔斯以北京故宫为蓝本设计。
武大的男生宿舍被称作“斎舍”[2],座落在珞珈狮子峰南坡,是四栋并排的宿舍楼。依山势而建,由三座罗马式拱门联为一体,每个拱门顶又都是中式的琉璃瓦大屋顶。宿舍分前、中、后三排,每排中间用两个大天井分隔开,临门一排是四层楼房,以后各排则依山势递减为三层、二层,使整个校舍“地不平天平”。每栋每层都以《千字文》命名,组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个斎舍。那年头,宿舍前的大道两旁并没有樱花。
我父亲一到武大,就被珞珈山的仙灵之气所陶醉:每当清晨,薄雾会从东湖湖面升起,缓缓弥漫在整个珞珈山区。茂密的林木渐被薄雾所浸润,将它的墨绿也沁向空中。林中传出一阵阵鸟语,飘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校舍。
父亲熟知武大的校歌,但他曾对我提到的却是它的前身“武昌高师”的校歌歌词中的两句:“镜湖枕麓,屏城襟江,灵秀萃诸方。”他爱这个学校,对能进入这么优秀的大学十分兴奋。当他回中学与母校告别时,忍不住激动地对恩师们大谈自己科学救国抱负。
我爷爷也认定珞珈山和曾家很有缘分,禁不住挤出时间去看了武大,立刻也就对那儿的风水灵气大有感悟。他的感受也许不错,以后事实证明,经过珞珈山修炼的我父亲,实际上成为造就老通成辉煌和最终决定它归宿的人。

选自冯天瑜老师《武大老照片》

和祖父当初亲自千里迢迢送我大姑到上海读复旦时一样,他花了数小时时间,以亲身经历给我父亲和二姑讲解社会的深不可测,讲解政治的阴森可怕。父亲对我回忆这些事时,学着爷爷的口气说:“做人没得钱莫去装富、有钱也不露财,要节俭,学那些肚子里有本事的穷书生!还有一样,不能不跟你们说:莫去‘革命’!只要是遇到‘革命’的事,都躲远点!哪个想‘革’让他自己去‘革’!记住:一不要得罪政府,二不要得罪帮会!老子看过好几回革命了,你们哪里懂得:后来都是心狠手辣的‘革’赢了,上台就杀功臣、害百姓。老子就这一条最不放心你们,怕你们被同学拉去游行、开会。”
我父亲当时比大姑更愿意听信我爷爷的话,也决心不去沾惹政治,他更相信的是当时流行的“科技救国”理念。爷爷的话在他身上这么能起作用,除了他的孝心,更多与在少年时他大量亲见亲闻的血腥有很大关系。那个社会的点点滴滴都在告诉他这代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会惹来杀身之祸。如果要爱国,首先要安全地活着。他想:“科学救国”是一个叫人放心又能不枉过一生的不错选择。
顺便一提,我爷爷——这个一辈子为“钱”而奋斗的商人——对后代的教育却不忘强调“钱是身外之物”。联想他一生多次重义轻利的举动,最后留下“捐献财产”的遗言决非偶然。
父亲在中学的数理化成绩就特别优秀,而且喜欢动手实践,所以他自信在武大深造后,离这个理想就会大大进一步。他可不满足于爷爷挂在嘴上的“方帽子”目标,他作魔地钟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幻想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学回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自己这个落后的祖国服务。

三 父亲的武大校园生活
父亲在幼时。受当茶房多年的祖父(与戏剧界很多人,甚至高攀到京剧梅兰芳、程砚秋、刘艺舟、马连良,汉剧余元洪、楚剧沈云陔等认识)的影响,从小喜欢看戏听戏学戏。加上曾家(后辈中除我之外)都天生有一副明星嗓子,到中学时,又受到“晴川中学”音乐教学的熏陶。一次他到弟弟(我叔叔曾幼诚)读书的市一小学时,有幸认识了一位音乐教师(好像姓连,武汉沦陷后因为拒教日本国歌壮烈牺牲),迷上了唱歌和吹箫,几年间受到这位恩师的发音、指挥、歌咏、器乐知识的近乎系统的耐心教导。
1934年,武昌已开通了一条到街道口的公汽。傍着蛇山北麓而行的胡林翼[3]路,到老城墙根转个弯,穿过尚未全线通车粤汉的铁路堤桥洞,沿着洪山南坡,经过孤傲的洪山宝塔,在街道口武汉大学牌坊[4]前下车,再步行两里来路,跨过通往茶叶港的一条小河沟[5],穿过一片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后,就到达了学校。
珞珈山是远离市区喧嚣的优美清净福地,父亲初到学校时,就忍不住对二姑说:“我每天早锻炼后到后山唱歌,真觉得几乎自由得要飞起来了,二姐,我真喜欢我们学校的空气!”二姑比吾父更知人间疾苦和世道险恶,嘴角隐隐掠过一丝淡笑,说:“你喜欢就好,不过可别得意太早,真把这里当成了世外桃园。”
在享受一番武大得天独厚的表面光鲜之后,我父亲和很多学子们一样,很快便发现生活其实很单调乏味。父亲本没兴趣参加思想左倾的学生的读书和讨论,更不会去和那些背地里为女生打分、起诨名、封后的哥们为伍,除了体育运动,他将其余的时间都放在了对音乐的爱好上。他喜欢独自在后山吹箫,也喜欢唱歌。躲在山林中高歌别是一番意境。如果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为时代潮流所推动,父亲作为单纯的、梦想远离政治的青年,很可能就封闭在对音乐的自我爱好中了。
但大学校园是一个盛产悲剧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因为人们进去时带有太多美好理想的缘故。听说臧克家有几句“入学诗”是:“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并据说这几句让闻一多先生十分欣赏。我也佩服其哲理不浅,而且好像就印证在我父亲身上。
父亲在优裕的家境中成长,是习惯并追求生活舒适的,而武大这方面可以说极合他意。在称得上举世闻名的学生宿舍“老斎舍”中,那个年代每间只住两人,自由组合,然后在斋务股登个记即可。父亲同室的石秀夫(即刘清[6])与他性格十分合得来。
学校的伙食其实相当不错的,每月仅7、8元法币,几个胃口相近的人自由组成一席,称“膳闭”,可自行选定是川味、京味还是湘辣味等。不过父亲虽说吃得还算满意,却很快发现大学同学间完全没有中学时的那种亲切感,同席之间冷漠如同路人,彼此连院系、姓名都懒得交流和打听。
学校的功课负担说来很重,考试也很严。作息制度是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一点上课,晚上十点半熄灯。不善读书和支配时间的人将所有精力都花在读书上都会觉得不够。那时抱“读书救国”之志的学生不少,于是大家低头读书、走路背书、晚自习早早去占座位啃书,回到宿舍仰在床上还抓住熄灯前时间读点睡前书,读读读,读读读,不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就懒得听、懒得管了。很多人连报纸都懒得看。这正合当局之意,青年人不问国事必然少生事嘛!父亲在第一学期本可说是学习突出的好学生。不过因他因常迟到“早训”、“党义”等他视为枯燥无味的活动与课程,数次编谎请假去干他喜欢的事(锻炼、唱歌、吹箫),远远达不到当局需要的埋头读书标准,更没想到的是竟为曾家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其实当时父亲哪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喜恶。王星拱校长开学教诲的“读好书,将来中国靠吾辈”正是他的信条。因父亲读书得法,效率高,所以还没被读书埋葬。
父亲身体素质极好,别人起床时,他已经在操场完成了长跑、体操诸多锻炼项目,然后到山后练唱一阵音阶。父亲酷爱体育锻炼,据他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操场”。而校区内排、篮、足、网各式球场及田径场样样齐备,他每样运动成绩都很突出,足、排球类都是校主力,他的校运铅球记录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打破。
校田径队(后排左四为我父亲)(选自冯天瑜老师《武大老照片》)

校排球队(后排右二)(选自冯天瑜老师《武大老照片》)
校篮球队(前排右二)(选自冯天瑜老师《武大老照片》)

父亲在在家中地位堪笑称“太子”,既然祖母祖父都把他当作中心和未来,他的用钱也就来得方便无拘,于是在朋友们中他的大方也出了名,加上他并无炫富派头而又乐于助人,“小旋风柴进”的戏称便从中学起就有了。有祖父的家底子做后盾,使他能在假日里豪放地邀上同学(并他们的朋友同乡)一起到汉口玩,住曾家开的“大智旅馆”。在他,是释放被校园沉闷空气压抑的青年人交友的愿望和热情。而被邀者很多来自外省和外县,谁不愿意借此免费游玩大汉口呢?在一流的餐馆中免费享受,不花钱住在舒适的旅馆,何乐不为呢?

父亲旧照 003.jpg              父亲旧照4.jpg
大一时的父亲(1934年)

但父亲绝非纨绔“玩字号”之流,相反他对知识的渴求还超出了学校的要求。受大姐的的影响,他对英语学习特别下功夫。当时武汉大学来了个英国诗人贝尔[7]教课,对学生特别热情友善。父亲便故意在他经常走过的道上拦他,与他搭腔说话,后来竟获得了贝尔先生的友谊。他对我父亲的口语能力帮助相当大。父亲对我说过,学好英语一定要要练到能用英语思考,不能在脑子里还须通过汉语翻译一遍。也难怪他后来能到飞虎队担任翻译官。直到父亲晚年,我还看到他在阅读和写作上很多选用英语,这无疑就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扎实功底。父亲的的物理老师查谦[8]是留美的,用英语上课。不少同学很吃力,他却如鱼得水,格外喜欢他的课,还刻意把练习和报告都用英语写了交上去,查老师也因此对他很喜欢。
但父亲常以各种理由缺席“党义”课,让教导处的头头们不满了,便派兼任生活指导委员长的赵师梅教授约谈他。赵教授的主职是武大电机系主任,其内心对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并无好感,只是敷衍为之。
插进一件趣事:近三十年后,赵教授竟又成为了我的“电机学”老师。当他知道我父亲是曾昭正后,饶有兴趣地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中,笑谈当年与吾父的这段交往。我父亲知道后,又专门到我院与我一起拜访了他昔日的恩师。赵教授和父亲都回忆起了当年那次谈话。赵教授说父亲见到他不仅没有什么不安,相反还十分兴奋。父亲知道赵教授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美国费城里海大学留学归来的,内心对他十分尊敬。当时他们一见面,父亲就诚恳地向赵教授请教英语和美国见闻。赵教授为人朴素和善、喜欢与学生无拘束交谈。他对我说:“你爸爸真厉害,我被他引开了话题,专门去陪他说些他喜欢听的事了。”当时两人一起大谈美国口语、西方社会,而赵教授说起辛亥革命与三民主义时,侃侃而谈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情不自禁地表示不喜欢现在“有些人”离开了辛亥革命理想,让中国还是回到了“老样子”,他觉得现代青年应该开创、发展爱国思想。
再回到写三十年代。
当时武大学者如云:校长王星拱,教师陈源(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王葆心、李剑农、杨端六、刘永济、周鲠生、吴大任、赵师梅、查谦……写到这里我不由感叹: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个教师就不得了啊(尽管房子没有现在的大学高大)!所以作为武大学子应该很幸福的。但事实不是这样,武大学术上很禁锢,配合着当局的政治控制,把学校空气搞得凝重而死气沉沉。
举例说,武大的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也给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自习环境。但是很快父亲就亲身感受到了他的歌友、文科班状元、后来成为我的二姑父的李煜章说出的不满:武大教师队伍尽管人才济济,学校班底却基本是《独立评论》派的,政治偏见与学术偏见极明显,其中不乏鲁迅的“死敌”,校图书馆竟然将鲁迅的全部著作封存,不让出借。
不过这种做法很无知,其结果却充满了讽刺意味,鲁迅的书竟变成了在学生们中争相传看的至宝。就拿我父亲来说,原本他对此是并无多大兴趣的,却因为封锁,使他如饥似渴地抢读了一大堆鲁迅著作。
武大哪是真的世外桃源。亲自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先生特意颁布的《整顿学风令》和《告诫全国学生书》中,要求学生“惟当一意力学,……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凡“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将“以治反动派者治之。”于是大学实际成了暗藏杀机、潮流暗涌的是非之地,远胜过江湖气浓厚的汉口市区。很难想象一个政府要在大学构建完整的CC系和蓝衣社基层特务组织,将一帮政客、市侩等与学术格格不入的特务分子塞进来组成监视网,执行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学校多出了一群由国民党员担任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等,负责时刻“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调查他们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的言论、甚至平时的交友活动,动辄以训斥、约谈体罚、记过、开除惩戒之。这一些和我后面说到的,可从李锐、刘西尧、潘琪、郭佩珊的回忆中见到。朱久思叔叔在世时我去看望他,他也不厌其详地对我讲解了当年校园“浓厚”的政治气氛(朱久思叔叔语)。
父亲慢慢也知道了,武大的特务基层组织来由已久:还在武大建校时,就有一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国民党学员转入武大,在学校建立了复兴社(蓝衣社)分社,并成立了外围组织“动力社”,其成员主要在文、法学院。他们吸收了一些希望借此进入仕途的学生,其中像前面说的喜欢给女生“打分”的那帮人就有不少,成员普遍素质不高。因他们吹捧叫嚷“用法西斯主义拯救中国”。他们的穿着(蓝衣)也与一般学生迥异,一眼就能认出,同学们便将他们称作“老法”。这一特务性质的组织在武大势力不小,也深受当局重视。蒋总统宠信的“十五太保”中的民国重臣康泽就曾多次亲临武大,作报告、发展组织和掌控学校的政治空气。
另方面,在湖北实力占主导地位的另一特务组织C、C的也在学校建立了基层和发展了外围组织。
此外,到1935年,杨永泰的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也在武大建了个支部。而当时武大学生总共不过六百多人。
在这些势力的肆虐中,学生们渐渐分离了,形成了亲政府的一派、刻意与当局保持距离的中间派、追求思想解放“前进学生”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几块。后者主要是思想左倾同学(主要是一、二年级的,多为理工科)喜欢读报和评论国事的学生,活动常常是以“同乡会”、“读书会”为掩护的,但被校方某些人视为监视重点。父亲的同班同学、好友李锐回忆:,当时学校死气沉沉,“因为学校中活跃的是右派学生,而不是左派,”
蓝衣社根据康泽(蒋经国若不回国差点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指示:“一点缝隙都不能给共产党”,扬言“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于是探索真理的学生受到监视,时常被训斥、约谈甚至打压。
其实康大人紧张过余了,据父亲的同班好友(抗战中后又在昆明重聚)郭佩珊说,那时不要说武汉大学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就连武汉市都一个没有剩下!毕竟蒋某人的“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不是浪得虚名的。
三十年代初的武汉,无形的恐怖从未在城市上空消亡,被形容为“十里洋场,一片荒漠”。
但历史就是喜欢偏不买强权统治的账!当日本帝国主义乘蒋政府全力进行反共内战之际,在霸占我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我华北,其手段和理由无不低劣无耻之极,刺痛了炎黄子孙的神经。眼看亡国奴的命运已切实威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当然激怒了珞珈山有爱国血性的师生们。尽管有强权封锁,他们仍能从国外报纸和一些风声、雨声中听到。而在中国,那种声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意志,代表着他们的心愿,让他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前途。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意!当时共产党在武大其实根本没有基层组织,影响却远远胜过了有一大堆组织的当局。

四  珞珈山响起救亡歌声
1935年,我父亲在武大读二年级时,中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亡国的危机已经迫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随着日寇亡我之举愈渐张狂,中华民族觉醒范围日渐扩大。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在上海率先形成的爱国歌咏活动逐渐扩展到全国,并从忧国忧民的文人和艺术家的发愤抒情普及到更多的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吾父本热爱音乐,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也十分淳朴,这些爱国歌曲自然特别能引起他的共鸣,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心底的那份赤子深情。
这份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情来自骨肉、来自血统、也来自现实。我的父辈们亲身经历了武汉市历史上的一次次浩劫:五卅运动的反帝浪潮、大革命后的血腥岁月……而当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独立观察世界后,又亲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的愤怒与屈辱,让他们不断忍受作为中国人庄严的底线,社会的现实、街头的穷人让他们联想,从书报的阅读又激励他们更炙热地去追求。
还有那些仙风道骨的穷教师们在指引他们,教给了他们人生必须恪守的做人信条,传授给他们丰富多彩的知识,他们的身姿、语言、笑容、腔调能让学生们铭记终生,言传身教地向他们展示着爱憎、是非、风范和骨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华夏民族的脊梁。这是神力般的潜移默化!
那年头,在大姑给父亲写的信中,常将一些在上海流行的新歌专门抄下寄给我父亲。如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回春之曲》等,都几乎在上海刚开始流行就到了吾父手中。这些歌曲感情真挚,艺术性高、鼓动性强,让父亲感动。
父亲在大一的暑假军训结束后,得到在上海的大姑生下我的表兄曾秋明的消息。这是祖父来汉口闯荡后,曾家的第一个第三代降生,曾家顿时洋溢着一片喜庆。祖母便要父亲与二姑带了很多湖北产的补品去上海,代表家里去看望她。
这是我父亲第一次见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因为我祖母的缘故,曾家人本来就都会苏州话,所以他们上岸后问路没有遇到困难,顺利地在躲藏于高楼后面的杂乱居民区中找到了大姑家。
而这次上海之行对我父亲后来投身救亡歌咏运动、并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自己的足迹产生的影响之大,他当时并没有料到。
姑母看到亲人到来十分兴奋,而父亲带着汉口市一小学连老师给吕骥[9]先生一封信,后者曾在当年创建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时与连老师交往甚密。姑母听说父亲想找这位她认识的左翼音乐家时,更打心里高兴,次日便叫姑父程叶秋带他去了。多年后父亲对我回忆说,初去时并没找到吕骥,却有幸遇到了刘良模[10]。父亲接着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起了以后与这位激情的爱国歌咏活动家的交往,他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教唱的经验。以后在上海的半个月,他又亲眼见识了吕骥、沙梅等组织业余合唱团的活动,也为他后来在武汉开展民众歌咏运动做出了示范。他接受着左翼音乐工作者们的爱国热情和品质的影响,交了一帮十分优秀的朋友。
父亲从上海带回大量爱国歌曲到武汉,特别是为武汉带回了《义勇军进行曲》和聂耳的其它作品。父亲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可惜这一优良的基因仅传给了我的弟弟),又受过连峰云等老师耐心的点拨,唱起歌来嘹亮动人,早就在全校出了名,也吸引了有同样爱好的同学,还在歌唱中交了一批朋友。
我崇拜的和永不忘怀的二姑父李煜章,我称他为李叔,是文学院民二七级[11]的状元学生,他才华横溢,又特别爱好音乐,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李叔中等身材,瘦瘦的脸型,鼻梁很直,常穿灰色长袍,戴一副近视眼镜,一身儒雅书卷气,飘逸洒脱。

李行夫在武大.JPG
二姑父李煜章(李行夫)当年照

旁人说李叔性情孤傲清高,不喜交友,但他却对我父亲无保留地敞开着友谊的胸怀,两人最能说到一起去的是音乐。李叔比我父亲的乐理知识更广泛和深厚,一副歌剧式的“洋嗓子”特别嘹亮。遇上能奏会唱的我父亲,两人在一起常可忘尽天下人间事。
父亲另一位挚友(号称经济系才子的)民28级学生潘乃斌[12],江苏南汇人,也是喜欢音乐,除此外,他还和二姑父一样喜欢即兴吟诗,并有极好的美术功底。
父亲还有几位同班的好友,除了石秀夫(刘青),还有常和他一起打足球的守门员李厚生(李锐),另一位是二年级插班来的北京人郭佩珊。他们二人后来都是武大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李厚生从青年时就追求真理,关注民族解放的大事,从进校起就积极与同学们思想交往,参加高年级进步同学的“读书会”,成员有陈宽[13]、谢文耀、叶君健等。第二年,随着国家危亡形式日重,李厚生开始试图进行有组织的爱国活动,包括读书、讨论和办报。
我父亲虽说原是有意远离政治,但在救亡方面的激情却是发自内心的。在学生们自发组织高唱救亡歌曲多次受到干涉和打压后,李厚生便极力鼓励我父亲和二姑父争取将爱国歌曲教唱活动组织化、合法化,并参与他们一起据理力争。校长王星拱在关键时候支持了他们,让每星期五晚上教唱救亡歌曲成了校方允许的活动。
那时期的抗日爱国歌曲虽说已渐离现在的青年人远去,但不少都能穿越时代流传至今,会唱的都知道其强大的召唤和鼓动力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样的时代最强音,的确让党国秩序的捍卫者们胆战心惊,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干扰和破坏。明确学生不许公开提“抗日”,而且有刺痛他们神经的二字“救亡”,被直接定义为“共党的口号!”。理由是“没有亡,谈什么救?”孟波的“救亡进行曲”于是被放在在明令禁止之列!
武大最先教唱爱国歌曲地点在俱乐部。CC们便动开了脑筋,设法借口排一个迎接“双十节”的话剧,把场子占去了。于是,父亲他们只好转到俱乐部楼下的食堂。但CC们又以声音太大干扰楼上排练为由,再次由学校出面把他们赶出。幸好赵师梅教授暗中出手帮了一把,将教唱活动转到了当时刚落成不久的理学院阶梯教室,这样便坚持了下去。
此时有人又使出了一些下三滥的招数,如散布桃色谣言哪,放言有共党活动啊等等。但这些伎俩都没有奏效,唱歌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从开始的六七十人发展到百多人以上。
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地为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如同天籁之音般,隐秘地传到了武汉,让民国重臣们的神经紧张起来。他们一一亲临武大,召集校董会、训导处开会。此时某些党国利益的捍卫者们正被珞珈山的歌声震惊,急不可耐地添油加醋作了汇报。于是,在上方授意下,他们祭起了“攘外必须安内”的圣旨,执意要找到“以歌咏活动为掩护的共党分子”,却似乎完全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已大兵压境,忘记了救亡歌声正好能唤起民众。
他们安插了几名特务卧底,而我父亲在成为珞珈山歌声的带头人时,居然成了他们的重点监视对象。
“老法”之流的自以为聪明的眼光水准低得可笑。从1935到1937年底,也就是全民抗日救亡热潮形成至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两年间,武汉大学涌现了一批时代的精英,其中后来加入到了共产党队伍的数以百计,父亲班上都好几个“部长级”和将军。然而武大当局中那些“党国”的卫士们,却连一个真正的共党都没找对,几乎连边都没挨着。却死死盯住那个手拿指挥棒、对政治没有兴趣、反而有亲美倾向的青年。如此智商,“党国”焉能不败?
此事绝非本人杜撰。1938年武汉沦陷后,父亲流亡到宜昌继续爱国歌咏活动。一个伴随父亲多年的朋友(姑隐其名)对他说:“昭正,你这个人行得端坐得稳,而且对人太好了,这几年一直真心对我。可你知道吗,我是受命从二十五年(1936年)起一直跟踪监视你的。但我从没出卖过你,你能原谅我吗?”此人系“动力社”派出。但此后他与父亲终生保持着友谊。

五  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武汉大学参与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是在低调沉闷中以爆发形式突然绽开的。
1935年12月13日,星期五。那天,珞珈山的早晨格外阴冷,似乎比武汉其他地方更早地迎来了冬天。
父亲早锻炼后,发现平日早晨经常遇到的李厚生、魏泽同等很多同学都没有到操场来跑步,猜想发生了什么事。他跑上斎舍的楼顶,见文学院(当时兼作学校当局的办公楼)门前围了不少同学,我二姑和李叔也在那里,便走了过去。
不知谁在门口的墙上贴了几大张纸,上面抄有一封长长的信,同学们正在议论纷纷。旁边墙沿竟有人放了一把菜刀,还有张大纸贴在上方,上有大书:“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
这件事李锐同志的回忆可以证实:那年底,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大,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报纸上的报道很简单。过了几天,我收到文立征的长信,他参加了一二‧九那天的游行,向我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当夜,我将立征的来信抄写在一张大纸上,第二天一早贴在文学院门口;还找来一把旧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学校当局的办公室也是设在文学院楼内的,因此文学院楼前来往之人十分多。这封信就如同给一锅热水加了一把猛火,水立即沸腾了。看过立征信的同学们情绪激昂,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
吾父晚年住院在病榻与我讲到此事时,仍忍不住失声而笑。他说他当时看见菜刀,觉得很郑重、也很幽默,于是会心地一笑。挤近跟前去看,见是抄写的北平一个大学生给本校什么人写的一封长信。这位同学亲身参加了十二月九日这天的游行,信中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
父亲读着信,北平学生们面对国难时的悲壮豪情很自然地激起了他的共鸣。
这时,跳得最高的“动力社”干将、历史系的张×大步走了过来,看了几眼,竟然就想去拿那把菜刀并撕墙报——以前张曾多次蛮横地撕掉同学们张贴在图书馆前壁报栏上不合当局胃口的文章,还几次将他们抄写的新歌单撕掉,为此同学们早就忍了又忍现在此人又张狂到如此——同学们便围住他大声呵斥责问。张×十分狼狈,情知众怒难犯,嘴里不知唠叨着什么溜了。
潘乃斌举着一张报纸、指着大字报对周围同学说,也故意让更多的同学听见:“这英文报纸对北平‘12.9’发生的事报道比较详细,可以证明。”有同学便立即凑过来看。乃斌又拿出一张传单大声说道:“这是清华大学救国会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它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了:“你们听哪:‘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个女生一把将传单接过去,高声念了起来。文学院门口的学生、教师和工友已经围了百多人,有的在抄写信上的内容,有的在三五一群地高声谈论,有的在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情绪普遍十分激昂。
工学院并没谁宣布罢课,但实际已经没人再去教室。来上课的教师自己找来这边,将讲义交给郭佩珊,托他散发,然后就很配合地离开了。
李厚生让魏泽同、潘乃斌、郭佩珊等去先分别发动他们的湖南、江浙、河北同乡,把别的学院能喊到的人都喊到饭堂,商量用什么行动支援北平学生。
数百名学生(半数以上)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聚集到了饭堂。在听几个同学念了有关报道和清华大学的《告全国民众书》、以及北平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严正声明》后,全场情绪空前激动,有的同学当众就放声大哭起来。李煜章站在板凳上大声仰天长啸道:“华北放不下书桌了,武汉还放得稳吗?同学们,我们几千年的中国,不能眼睁睁让东洋小鬼子霸占了去啊!”张咏平(民国著名士绅张难先的女儿)跳上桌子举臂高喊:“学习北平学生,不怕水龙皮鞭,罢课!罢课!坚决罢课!”
当局苦心宣传的“抗战必亡论”瞬间被学生们抛到了脑后。在一阵慷慨激昂的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以作出罢课决定,并同山下的各校学生取得联系,声援北平同学,坚决要求抗日。
李厚生回到宿舍,奋笔疾书,以“工学院民二七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以争取教师们的支持。石秀夫负责去刻蜡纸油印。
当时山下的形势已远远走在武大的前头,武昌在省高的何功伟[14]组织下,通过了武汉学生《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并决议成立‘武汉学联’;汉口在市女一中[15]万国瑞和懿训女中的学生范元甄、市一中的学生密加凡等带领下已成立学联(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吾父好友的曾卓叔叔在其中),而当时武汉只有武大是国立大学,所以他们一致希望武大能推出代表来,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但堂堂武大却连个“学生会”都还没有。
周六上午,以李厚生为首的二年级学生一反低调的常态,站出来大声疾呼:由各斋舍先推出代表、成立临时学生会。鉴于华北局势已激起国人公愤,连些一向拥护政府观点的学生也无法接受,这一主张没有遇到反对。学生紧急大会顺利在饭堂召开,当下便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不持政治派别的临时学生会,并选出了一个九人的“临时代表团”。石秀夫、李均平都被选上,还有高年级的许升阶等几个“动力社”的成员也被选上了。九人团又推选许升阶和李均平两人代表武大,参加武汉学联的领导。
当时身负“党国”训导责任的皮某一直站在一边静静观看,见选出的两个代表,李均平是众所周知的虔诚基督教徒,许升阶是“动力社”的铁杆“老法”,后者曾在官方《外交评论》关于国家时局的全国征文中文章得第一名,得奖金四百光洋,在同学中颇有名声,大约松了口气。
父亲刚回房间,李厚生便跟了进来,到他身边小声问道:“昭正,星期六回家吗?我和佩珊、乃斌要到汉口办事,你给我们找个地方住。”父亲兴奋地说:“好啊!还是在‘大智旅社’三楼临街的那个大房间,那个房专门留给你用,不要房钱,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你同不同意?”厚生把他肩一搂道:“这次我们要在那里开个会,我有些怕给你添麻烦。”父亲说:“你还要跟我说这些么?我和二姐会去帮你看着的。”厚生说:“也不要你那样,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就知道,你是知我心的朋友。”
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武汉秘密学联筹备会在汉口我们曾家的 “大智旅社”三楼举行。这是李厚生(李锐)背着许升阶等人的一次左派学生集会,来的全是各武汉各校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会议由何功伟主持,上面说的那些真正的学生领袖都参加了。李厚生虽说与许升阶个人关系不错,却有意避开了他。他后来在回忆中说:武大的九人团只是名义上的领导。祖父从一个个到来的年轻人庄重的脸上,敏感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同学聚会,神经都紧张了起来。实际上,他本人一直在一楼的账房后的小间悄悄守候着,准备万一有警方或不速之客到来就迎身出去应付。父亲则已提前告诉了到会的郭佩珊、潘乃斌和李厚生“大智旅社”可以遁走的四个通道。
十八日,武大学联在校召开了第二次干事会,讨论学联章程和游行示威等具体事项,决定二十日在三镇同时游行。
父亲回忆说:其实响应“12.9”运动的每一步都是按星期天会议的安排进行的。






[1] 即武汉著名餐馆“老通城”抗战胜利前的招牌。

[2] 注:即老斎舍。

[3] 注:现民主路,1935年命名的胡林翼路,包括江边到司门口的汉阳门正街;司门口到横街头的察院坡;横街头到胭脂路的抚院路;胭脂路到城墙(中山路)的龙神庙街。

[4] 注:现珞珈山路。

[5] 注:现珞狮路,茶叶港包括现茶港及水果湖。

[6] 刘清 (原名:石秀夫),男,汉族,江西省九江市人,191511月出生。19365月参加革命。1937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中共成华、自贡中心县委书记,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书记,解放初任外贸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786月任第六机械工业部科技委负责人、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广州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19887月离职休养。


[7]  注:贝尔(Bell),英国社会党人,英国著名诗人,曾任武大的英文系教授,工作一年期满,慨然回国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英勇牺牲。

[8]  注:查谦,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武大华中工学院物理系的创建人,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

[9]注:吕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音乐家,解放后在音乐界担任领导工作。任过3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10]注:刘良模,基督教徒,著名爱国歌咏活动先驱,尤对《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和美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他和其他代表支持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

[11]注:民二八级,指1934年进校、应在民国27年(1938年)毕业的

[12] 注:即潘琪,笔名先珂,著名抗日歌曲《游击军歌》的词作者,建国后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等职。

[13] 注:陈宽即陈家康,解放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谢文耀,革命烈士,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叶君健,作家和翻译家。

[14] 注:即何斌烈士,当时武汉的学生运动领袖。省高为现十四中

[15] 注:市女一中即现市十六中,位于现胜利街149号黄陂路小学,懿训女中为现市第二十一中学。

[16] 注:以上学校分别为现武昌的实验、文华、十五中、十四中、三十九中学。

[17] 注:在现彭刘杨路。长街即现解放路。

[18] 注:即刘西尧。

[19]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沈章诸氏指七君子。

[20] 大约在现武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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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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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签到: 1 天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9-9-10 22: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2345截图20190213011514武汉大学.jpg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9-10 23:30:5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样子楼主在写书,内容十分精彩,难得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细节。一门英才

    点评

    曾家老爷子不简单啊!  发表于 2019-9-11 14:32

    该用户从未签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9-11 12:34:4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各位!在此申明:有四张照片引自《武大老照片》,编辑者应为陈勇、冯天瑜两位老师,对于因引用出的错误,本人在这里更正并向陈勇老师道歉。
    曾宪德 2019-9-11

    该用户从未签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9-11 12:48:25 | 显示全部楼层
    另:父亲拍摄的学生宿舍应为1934年.系打印疏忽。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9-11 17:48:55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工 发表于 2019-9-11 12:34
    谢谢各位!在此申明:有四张照片引自《武大老照片》,编辑者应为陈勇、冯天瑜两位老师,对于因引用出的错误 ...

    您已注明相片出处,有什么道歉的。况且相片上有您父亲相片,他用了,应该是他道歉呀,真是岂有此理。这个**真是小肚鸡肠。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9-12 02:3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顺便提一下,蓝衣社类似国民党的共青团,是在德国纳粹的鼓舞下成立的,宗旨和思想也差不多。它对抗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也因此在日本的抗议下解散。当然国民党党棍的嘴脸从来都不受欢迎。

    该用户从未签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9-12 16: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是的!蓝衣社中很多理想主义者,后来有些人成了军统,我在本文提到的那位监视我父亲后成为他好友的,抗战中做出很多贡献,在《武汉解放前后的老通成》一文中有记述。
  • TA的每日心情
    A
    2014-10-15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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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发表于 2019-9-12 21:53:33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楼主佳作送上问候!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9-13 07:50:39 来源:汉网社区 | 显示全部楼层
    浙商建成的武汉大学,质量真的不错,感谢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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