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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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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9-6-30 20:3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篇 播火燎原,协力建党
      
      ——一大会议中的湖北人

      
      王琼辉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一栋规模不大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13名中国人、2名共产国际代表,是这次会议的全部出席人员,其中有五位湖北籍的代表,分别代表上海北京、湖北、广东,他们是李汉俊、刘静仁、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7天以后,这场因被法租界巡捕追赶,而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闭幕的会议,纲领的第一条为: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掀开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湖北籍的代表在创党的过程中,做出杰出的贡献。
      
      (一)
      
      会议的召开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多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才得以召开的。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
      
      李汉俊是从湖北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和中共武汉地区建党的筹划人之一。他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1890年农历三月初十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穷苦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跟随哥哥东渡扶桑。他最初进入一个叫晓星的法国教会中学读书,后入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1915年7月作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生,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学科,1918年7月19日毕业。年底随着中国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掀起的回国热,来到上海。
      
      李汉俊在日本时期正是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1912——1925年)时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李汉俊也立即被这种新文明吸引,毅然放弃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埋头钻研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很痴迷。因此,李汉俊以其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誉为早期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大约在1919年8月,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该刊是戴季陶、沈玄庐负责编辑的。由于李汉俊的加盟,主持(后来编辑部就设在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的李宅),刊物成为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和中共最早的细胞。半个月后,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9月5——7日)上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革命,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思潮的根本方向——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的“两种激流结合”。译文后,他写了一个后记: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将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作切实的准备。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史料,说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五四运动后的第四个月就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建党的思想。
      
      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2年期间,李汉俊在《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建设》、《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0余篇(含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中文本,就在陈望道应他的负责的《星期评论》社的邀请翻译的;同时也凝结着他的辛勤劳动,他和陈独秀进行了校对,使它更为准确和完善,并帮助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是中国将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作通俗解释的第一个小册子。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0年秋,在武昌抚院街97号(今民主路下段——从胭脂路到小东门一段)董必武、张眉宣寓所,召开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会议,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眉宣等,还有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会上由刘芬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及组织状况,讨论了从上海带回来的中共纲领草案,规定了小组每周开一次组织生活制度,并推选包惠僧为临时小组书记,张眉宣管理财务。决定租赁武昌多公祠5号为研究小组的机关部。机关门口挂刘芬律师事务所招牌,以作掩护。
      
      在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领导下,以武汉中学为基地,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区大中学校有20多人入团,并与上海、北京等地团组织取得了联系。
      
      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时间接近,在北京,北大大二学生、应城人刘静仁追随李大钊,共同创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治党派已经呼之欲出。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其他各地的小组派出代表来沪开会。
      
      那时想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开这样神圣的会议是很难的,会议地址选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李公馆,这位潜江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选择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主张,为中共的创党提供了第一个会议场所。7月23日那天,李书城带着他的警卫和家人出了门,家中只剩下他4岁的女儿和几名佣人。
      
      当晚8时许,12个中国人,2个外国人趁着夜色,悄悄地陆续进入这栋楼房,二楼餐厅内,李汉俊早已在等候着他们。最终围坐在桌子前的一共是15人,作为中共开辟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因自身原因未能赶到上海参会。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毛泽东在会议上负责做记录。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为避开敌人的视线,7月31日上午6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三)
      
      党的一大中出现5名湖北籍的代表,绝非偶然。
      
      这场会议上,35岁的黄安(今红安)人董必武作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参会。他出生在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受到的传统儒学深。17岁就考中秀才,但风雨如磐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做官的传统道路走下去,而是走上了革命之途。
      
      1919年初春,董必武和张国恩通过詹大悲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三个湖北人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推荐给三人。他们虽然一时看不懂,但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他们在一起商量革命的道路。他和张国恩准备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报国愿望屡受挫折。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办法的焦虑,使他们陷于极大的苦闷之中,于是,董向李汉俊写信,述说自己的心情。
      
      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1·5余万字的回函,阐述了改造社会的意见。他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思想没有解放,不敢怀疑传统,冲破统治者设下的圈套。因此中国必须开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最后他批评了各种错误的救国主张,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在中国只能革命,不能调和。
      
      通过李汉俊的启发,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
      
      陈潭秋1896年1月出生于湖北黄冈县。1912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入省立一中读书。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他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党的一大以后,他回武汉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
      
      刘仁静1902年3月4日出生在湖北应城县。中华大学第三班学生,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还加入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研究会。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他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
      
      不久,陈独秀发出号召立即建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由上海党小组的临时负责人写信通知各地派代表参加。信寄到北京已是1921年夏天,刘仁静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补习英文。1921年7月,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北京代表,刘仁静随张国焘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在代表中,他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他与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起来,他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最后,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11月,刘仁静和陈独秀等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大会规定发言必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由于陈独秀外语不行,由刘静仁代为发言。一位刚刚20岁的他,面对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精英侃侃而谈,他风光至极。会上,托洛斯基单独接见了他。1926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11月4日托洛斯基被苏共中央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刘仁静却十分同情,没有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请求,自作主张到土耳其见到托洛斯基。1929年8月16日,他回到上海,党组织限他三天内交代访问托洛斯基一事,他不回应,于是被开除党籍。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北京大学肄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他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共一大。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中共党员的数量为50余人。反对势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场15人的会议,以及他们背后那50余名志士播下的火种,会迅即形成燎原之势,熊熊燃烧于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本文即将发表于《政策》杂志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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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9-6-30 20:34: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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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30 20:40: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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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6-30 23:46:42 来源:汉网社区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德国的马克思,感谢俄罗斯的列宁,感谢安徽的陈独秀,感谢湖南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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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武汉的李汉俊和李书城  发表于 2019-7-1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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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9-7-1 13:43: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麦壳儿 于 2019-7-1 13:45 编辑

    期待王老师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湖北武汉的进步人士对建党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文中所言,当时各色党派和政治团队多如牛毛,谁也没想到一个十来个人代表全国百十名党员的党组织,仅用二十八年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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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4:52: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篇    教师与中共一大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9名是教师。
      
      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同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师。其中,毛泽东是该校主事,相当于校长。
      
      湖北代表董必武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是该校英语教师。
      
      上海代表李汉俊原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后去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接着举办外国语学社,李汉俊讲授法语,李达讲授日语。
      
      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是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教师,张国焘讲授数学、物理,刘仁静讲授英语。
      
      广东代表陈公博为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
      
      另外4名代表是: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分别为济南一师和济南一中学生;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为中国留学生,当时就读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包惠僧曾在武汉当新闻记者,当时无固定职业。
      
      1921年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经过磋商,决定7月间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内军阀混战,反动势力横行,除了会址外,代表们的住宿是否安全十分重要。湖北代表董必武经过多方努力,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湖北蕲春人)取得联系。当时博文女校师生已经放暑假,黄绍兰亲自安排代表们住进该校,保证了代表们的安全和“一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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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17: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篇  一所小学校里召开过的重大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过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3次,广州、莫斯科、延安各一次,还有一次在武汉,先是武昌,后又在汉口接着开完会议。这次大会开了13天,从4月27日到5月9日。要知道那个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件,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重要人物,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等,代表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领导汪精卫、徐谦等也列席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 。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党的五大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武昌都府堤20号的中华路小学谭秋校区,始建于1918年,其前身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纪念馆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内有7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建筑面积约4千平方米,建设规模系国内党代会纪念馆之最。
      
      目前,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征集到文物珍品110多件,历史资料800多份,并部分对外展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与同条街上的农讲所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片“红色景区”。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7-2 19:20:13 来源:汉网社区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是陈独秀最有学问,他是北大教授,文科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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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风骨,是条汉子。到后来他穷困之时,还要他写个么检讨呢?补助他一下生活应该不为错。个见!  发表于 2019-7-4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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