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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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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9-6-30 20:3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篇 播火燎原,协力建党
      
      ——一大会议中的湖北人

      
      王琼辉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一栋规模不大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13名中国人、2名共产国际代表,是这次会议的全部出席人员,其中有五位湖北籍的代表,分别代表上海北京、湖北、广东,他们是李汉俊、刘静仁、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7天以后,这场因被法租界巡捕追赶,而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闭幕的会议,纲领的第一条为: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掀开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湖北籍的代表在创党的过程中,做出杰出的贡献。
      
      (一)
      
      会议的召开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多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才得以召开的。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
      
      李汉俊是从湖北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和中共武汉地区建党的筹划人之一。他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1890年农历三月初十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穷苦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跟随哥哥东渡扶桑。他最初进入一个叫晓星的法国教会中学读书,后入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1915年7月作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生,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学科,1918年7月19日毕业。年底随着中国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掀起的回国热,来到上海。
      
      李汉俊在日本时期正是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1912——1925年)时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李汉俊也立即被这种新文明吸引,毅然放弃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埋头钻研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很痴迷。因此,李汉俊以其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誉为早期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大约在1919年8月,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该刊是戴季陶、沈玄庐负责编辑的。由于李汉俊的加盟,主持(后来编辑部就设在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的李宅),刊物成为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和中共最早的细胞。半个月后,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9月5——7日)上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革命,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思潮的根本方向——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的“两种激流结合”。译文后,他写了一个后记: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将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作切实的准备。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史料,说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五四运动后的第四个月就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建党的思想。
      
      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2年期间,李汉俊在《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建设》、《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0余篇(含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中文本,就在陈望道应他的负责的《星期评论》社的邀请翻译的;同时也凝结着他的辛勤劳动,他和陈独秀进行了校对,使它更为准确和完善,并帮助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是中国将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作通俗解释的第一个小册子。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0年秋,在武昌抚院街97号(今民主路下段——从胭脂路到小东门一段)董必武、张眉宣寓所,召开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会议,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眉宣等,还有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会上由刘芬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及组织状况,讨论了从上海带回来的中共纲领草案,规定了小组每周开一次组织生活制度,并推选包惠僧为临时小组书记,张眉宣管理财务。决定租赁武昌多公祠5号为研究小组的机关部。机关门口挂刘芬律师事务所招牌,以作掩护。
      
      在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领导下,以武汉中学为基地,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区大中学校有20多人入团,并与上海、北京等地团组织取得了联系。
      
      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时间接近,在北京,北大大二学生、应城人刘静仁追随李大钊,共同创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治党派已经呼之欲出。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其他各地的小组派出代表来沪开会。
      
      那时想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开这样神圣的会议是很难的,会议地址选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李公馆,这位潜江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选择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主张,为中共的创党提供了第一个会议场所。7月23日那天,李书城带着他的警卫和家人出了门,家中只剩下他4岁的女儿和几名佣人。
      
      当晚8时许,12个中国人,2个外国人趁着夜色,悄悄地陆续进入这栋楼房,二楼餐厅内,李汉俊早已在等候着他们。最终围坐在桌子前的一共是15人,作为中共开辟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因自身原因未能赶到上海参会。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毛泽东在会议上负责做记录。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为避开敌人的视线,7月31日上午6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三)
      
      党的一大中出现5名湖北籍的代表,绝非偶然。
      
      这场会议上,35岁的黄安(今红安)人董必武作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参会。他出生在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受到的传统儒学深。17岁就考中秀才,但风雨如磐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做官的传统道路走下去,而是走上了革命之途。
      
      1919年初春,董必武和张国恩通过詹大悲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三个湖北人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推荐给三人。他们虽然一时看不懂,但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他们在一起商量革命的道路。他和张国恩准备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报国愿望屡受挫折。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办法的焦虑,使他们陷于极大的苦闷之中,于是,董向李汉俊写信,述说自己的心情。
      
      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1·5余万字的回函,阐述了改造社会的意见。他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思想没有解放,不敢怀疑传统,冲破统治者设下的圈套。因此中国必须开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最后他批评了各种错误的救国主张,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在中国只能革命,不能调和。
      
      通过李汉俊的启发,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
      
      陈潭秋1896年1月出生于湖北黄冈县。1912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入省立一中读书。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他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党的一大以后,他回武汉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
      
      刘仁静1902年3月4日出生在湖北应城县。中华大学第三班学生,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还加入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研究会。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他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
      
      不久,陈独秀发出号召立即建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由上海党小组的临时负责人写信通知各地派代表参加。信寄到北京已是1921年夏天,刘仁静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补习英文。1921年7月,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北京代表,刘仁静随张国焘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在代表中,他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他与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起来,他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最后,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11月,刘仁静和陈独秀等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大会规定发言必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由于陈独秀外语不行,由刘静仁代为发言。一位刚刚20岁的他,面对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精英侃侃而谈,他风光至极。会上,托洛斯基单独接见了他。1926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11月4日托洛斯基被苏共中央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刘仁静却十分同情,没有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请求,自作主张到土耳其见到托洛斯基。1929年8月16日,他回到上海,党组织限他三天内交代访问托洛斯基一事,他不回应,于是被开除党籍。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北京大学肄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他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共一大。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中共党员的数量为50余人。反对势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场15人的会议,以及他们背后那50余名志士播下的火种,会迅即形成燎原之势,熊熊燃烧于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本文即将发表于《政策》杂志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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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4:52: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篇    教师与中共一大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9名是教师。
      
      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同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师。其中,毛泽东是该校主事,相当于校长。
      
      湖北代表董必武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是该校英语教师。
      
      上海代表李汉俊原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后去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接着举办外国语学社,李汉俊讲授法语,李达讲授日语。
      
      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是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教师,张国焘讲授数学、物理,刘仁静讲授英语。
      
      广东代表陈公博为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
      
      另外4名代表是: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分别为济南一师和济南一中学生;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为中国留学生,当时就读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包惠僧曾在武汉当新闻记者,当时无固定职业。
      
      1921年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经过磋商,决定7月间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内军阀混战,反动势力横行,除了会址外,代表们的住宿是否安全十分重要。湖北代表董必武经过多方努力,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湖北蕲春人)取得联系。当时博文女校师生已经放暑假,黄绍兰亲自安排代表们住进该校,保证了代表们的安全和“一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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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17: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篇  一所小学校里召开过的重大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过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3次,广州、莫斯科、延安各一次,还有一次在武汉,先是武昌,后又在汉口接着开完会议。这次大会开了13天,从4月27日到5月9日。要知道那个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件,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重要人物,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等,代表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领导汪精卫、徐谦等也列席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 。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党的五大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武昌都府堤20号的中华路小学谭秋校区,始建于1918年,其前身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纪念馆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内有7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建筑面积约4千平方米,建设规模系国内党代会纪念馆之最。
      
      目前,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征集到文物珍品110多件,历史资料800多份,并部分对外展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与同条街上的农讲所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片“红色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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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9:03: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篇  我党的一个重要会议:汉口一九二七·八·七
      
      1927年8月的汉口,天气依然进入炎热的盛夏,炎天无君子,汉口的男人有些习惯于打赤膊,睡竹床。但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汉口市面上警车呼啸,到处都在抓“共党”嫌疑犯,人们不敢随便出门,尽管天气热得要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给扼杀了。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秘密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陈乔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这短短一天,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却进行了几天的精心筹办。因为武汉三镇已经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只得在俄租界里想办法。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八七会议犹如正在行驶中的列车,重新明确前进的方向,驾驶员也进行了调整,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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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20:32: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运动。在会后的3个月中,中央领导及地方负责人相继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察觉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存在混淆“两个过渡”(向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过渡、向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平均主义等“左”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从195811月到19597月初,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提出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反对剥夺农民,纠正“两个过渡”和平均主义错误的正确思想。
        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11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武昌会议。会上,毛泽东就纠“左”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毛泽东批评了抢先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肯定了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会议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压下来。会议讨论了钢产量指标,提出搞两本账,第一本账是1800万吨,第二本账是翻一番,2200万吨。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问题,毛泽东说:“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和真理破除了。对于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毛泽东强调还有用,不能破除,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要求关心群众生活,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精力负担,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武昌会议表明,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这对于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从而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武昌会议结束后,1128日至12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洪山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82人,加上中央有关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人民公社,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关于不提名毛泽东作下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等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的决定》。
    应该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缩得很不彻底。除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产量由原定的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外,其他大体上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要求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主要锋芒是纠正“左”的错误,遏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比较集中地反映来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纠“左”的错误的发展。但由于全会继续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从导致“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上认识问题,因而这次纠“左”只能是局部的,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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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18: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篇      毛泽东在东湖梅岭
        从1953年到1974年的21年间,毛泽东共400多天生活和工作在武昌东湖梅岭宾馆。19718月中旬,一三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南巡,第一站便是武汉,然后去长沙和南昌等地。毛泽东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毛泽东批评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并指出:有人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的南巡讲话,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
       最后一次是19747月至10月,毛泽东在此整整住了108天。东湖宾馆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毛泽东尤其喜欢幽雅的环境,武昌东湖梅岭一带种植的桂花树多,树龄长,植株大,丹桂飘香时节整个院落香醇四溢。毛泽东每次来湖北总说:到武汉去,还住武昌东湖的梅岭。
          1974718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来到武汉。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毛泽东在武昌梅岭居住期间,尽管多种疾病缠身,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工作,他依然日理万机,处理了无数国内外大事。在停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在东湖宾馆先后接见了多哥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共和国以及加蓬共和国等多国的首脑人物,在他以政治家兼外交家的风度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生涯中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97410月,全国人大即将举行,为了遏制四人帮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东湖梅岭向北京发出了一条明确指示: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武昌作出的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1012日晚间,毛泽东离开他十分依恋的东湖住所——梅岭l号去长沙,此时,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昔,但离去前仍依依不舍地说:我还要再来,我喜欢武昌这个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在武昌的伟大实践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但他简朴的生活,严谨、勤奋、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在武昌的点点滴滴,永远是武昌人民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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