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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放前后的“老通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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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6 18:24: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我们的城市七十周年解放日的今天,我要向为武汉解放做出默默贡献的父亲,向为中华民族解放经历白色恐怖下的艰难潜伏、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的姑母和小叔敬上我的思念和敬意!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回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城市!
  
  武汉解放前后的“老通成”故事
  
  1945-1953

  
  1 一言难尽话“重开张”
  
  晃眼我们的武汉已经解放70周年了。
  
  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祖父曾厚诚踌躇满志赶回汉口着手重振旧业,到他去世的1953年,老通成经历了涅槃再生。我禁不住热泪,写下这段岁月里、这个餐馆、以及我们这个家庭,目睹武汉天翻地覆历史变化的故事。
  
  我对童年的武汉是有所记忆的。连那位常拿着警棍在“老通成”店门口转悠的警察都有印象。不过我此文写的内容,更多来自我的父亲曾昭正晚年病中对我不厌其详的娓娓讲述,以及来自本世纪初、我动了写作念头后,向当时还健在的叔叔和姑母们、大我8岁的表兄曾秋明、以及“老通成”的老员工们了解的往事。
  
  父亲留下的手稿记载:抗战胜利后,决意“东山再起”的祖父曾厚诚通过江湖关系买了千金难求的“黑票”,迅速返回了汉口。可他看到的是:大智路的一三、五、七、九号已被“平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全部占用,原大智旅舍一片则已被炸成废墟。祖父在非常失望之中,奋力找到了原大智路五家门面的老租户。经几户联盟,上下打点,多方交涉送礼,最后这五个门面终于腾出来了,由原租户向湖北省银行继续承租,分别租得各自的一、二、三楼。
  
  当年祖父的“奔走交涉”之苦水,这里就不多说了,详情我写进了我的小说《汉口老通城曾家》中(除回避了一些涉事人的名讳外,并无虚构)。但祖父接着面对资金拮据、“生意老友”抵赖欠款,加之物资短缺涨价和钞票大幅贬值,更有“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造成的乌烟瘴气,重开旧业十分不顺。后来我祖母、表兄多次对我描述过:祖父经常在公新里6号家里、对着平台外的天空放声痛骂,发脾气。
  
  这几个月除了忙“门面”了结了心愿外,祖父的精力花在筹钱上。
  
  这里必须插上一件往事:1938年武汉沦陷时,祖父将他的小儿子(即我的叔叔曾幼诚)送到上海他的大女儿(即我的大姑母曾子平)处,想一边让他在上海读书,一边也通过他在上海参加些自己多年生意老友的投资经营。在他心里,大儿子(我父亲)光知道抗日,花钱大手大脚,老让家里贴本,“吃里扒外”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出息。他想恐怕小儿子才是自己事业的继承人。哪知道,他的女儿曾子平和小儿子曾幼诚将他一大笔资金(七千银元)席卷而逃(参加了新四军)。祖父受到这意想不到的拦腰重挫,元气大伤。这给他以后在沦陷区的七年中经营乃至生活造成很大困难。但因他猜得出子女们的去向,怕说出去要惹麻烦上身,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祖父原话)了。
  
  我健在的母亲回忆:武汉沦陷前,一元法币可买一百多个鸡蛋,一千元法币可以买二十头牛了!可到了46年初,一千元法币最多买十个鸡蛋!
  
  但在大后方来的、持有法币的人居然还有一个剪自己同胞羊毛的意外机会,贬值的法币竟开始了一段“小阳春”。原沦陷区的伪币正大幅贬值。按官价公布,一元法币兑47元伪币,其实市场上兑200元都不止。若算米价,一法币要相当25元中储卷!盼来了“胜利”的汉口市民叫苦不迭,“二五点子”的话是:“这哪是‘接收’,这是在‘没收!’”还有“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祖父赶紧带着乡下来投奔他的自己堂孙曾耀堂和另一孙辈曾延龄(即后来著名的豆皮二王,我称其为延龄哥),一起赶去统一街、清芬路的货币黑市。利用货币差价机会,有时还要做“袖笼子生意”,倒手买回开餐馆所需要板材、长凳、石磨……甚至还有米面、柴火、煤炭等囤积。
  
  我祖母蒲守道则以她的贤惠,劝解祖父从“老友赖账”的烦恼中解脱了出来,她帮祖父提出了些可行的方法,据我表兄说是处理了一张地契,让餐馆得到了重要的资金。
  
  1946年初,祖父的餐馆重新如愿开张。他文化不高,却绝妙地选用了一个“老”字来标榜餐馆的资历和渊源,招牌是“老通成”。
  
  汉口市民们带着浓郁的怀旧情节又蜂拥而至。“老通成”似乎成了汉口人民不向侵略者屈服而终于胜利的某种象征。开张后生意一片红火。其实祖父已有些精力交瘁。
  
  2 父亲弃业经商的背后
  
  祖父一直对他的两个儿子(我的父亲曾昭正和叔叔曾幼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非常失望,特别是对卷走他经商本钱的小儿子曾幼诚“想起来都是气(我叔叔回忆用语)”。
  
  46年春,我父亲曾昭正从国军复员回了家。
  
  父亲本是“飞虎队”的翻译(中尉),在胜利后,他和很多青年一样对《双十协定》寄予了浓厚的希望,那就是中国的和平、富强。
  
  可没有多久,当局就出动近80万军队攻打共产党,父亲立即想到了自己在“那边”的姐姐和弟弟。
  
  他晚年时对我说:“其实我并没多高觉悟,我只是想:难道我要为一支去轰炸我姐姐和弟弟的空军服务吗?”
  
  直接导致他请求退伍的是昆明“一二•一”惨案 。这次惨案促使全国揭开了反内战的序幕。也使父亲失去了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尽管飞虎队翻译官的待遇在当时比普通国军士兵要优裕得多。
  
  复原的父亲等来了“省党部”的“退伍军官分配受聘通知”,但立刻变成了难言的苦闷:他被安排到“汉阳兵工厂”当技术员。
  
  “那不还是去造枪炮杀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吗?”父亲遂以“家父年事已高,希望我留家帮他经商”为由婉拒了这一分配。
  
  其实我的父亲是并不乐意经商的。他一度很消沉,用了大量时间消磨在拍卖行、旧货市场,淘回多半是接收大员们不感兴趣甩出来“变现”的、例如不适合作为舞曲的一些唱片,其中很多是古典名曲,还有离华美军留下的收音机、电唱机、留声机和欧美古典音乐唱片。
  
  他整日在公新里6号的家里消磨于音乐中。直到我祖母蒲守道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让他深感我祖父的创业和经营是多么不易,从当年用我祖母当丫鬟十几年攒积下的十元血汗钱做本钱街头挑担卖汤圆,到今天的“老通成”,其实是步步艰难。我父被震撼,于是重新有了一份责任心。祖母于是告诉了他曾家抗战前对资金周转很有帮助的香烟进出门道。
  
  父亲便首先尝试了香烟经营。他朋友多,信息广,略一涉水,就发现其中商机和利润空间大过餐饮。不要说国产“大前门”、“红金”等,美国烟利润更大。他很快从外文报纸了解到,当时的“三五”等牌美国烟,就是以“救济物资”或“援华物资”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减免关税进口的(其实大部分是二战期间美军的过期存货)。例如,“吉士牌”香烟就是进口商以一包不到一分钱的价格购入,然后提价售出,牟取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暴利。
  
  父亲便通过新老朋友门路,开始在香烟经销中赚取“过手钱”,尝到甜头后不久,便以自己名义注册了一家“继诚烟号”,放手经营香烟生意。他带了我的一位同乡堂兄曾宪琛(我称其为“继东哥哥”的)当助手,大胆从烟草公司进来一箱箱的香烟,然后到交易市场,招呼大小买家来“老通成”,整条、甚至整箱地买走。不久买家渐熟,父亲也就直接坐等客户上门。结果生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成箱的烟还没有运回公新里,就直接被卖掉了。吾父生来儒雅、平易待人,哪怕一包烟的生意,他也对客人极其客气周到,很快树立了口碑,业绩远在一些同行之上。
  
  随着生意越做越精,他和继东哥哥两人常常一个在烟草公司、一个在二级交易市场,打着电话,完全不经出货、搬运,就根据市价直接完成较大笔的买进卖出。以后父亲的胆子也越变越大,甚至偶找钱庄借钱,两天套回利润,随即还清借款。随着手中的钱渐渐变多,他经常出入货币市场,调换银元,以逃避钞票贬值。(父亲是抗战初期武汉救亡歌咏活动的名人,粉丝很多,建立了大量人脉,其中也有朋友在银行。)
  
  正是因父亲曾昭正的杰出商业经营,搞活了资金,帮助祖父曾厚诚经营的“老通成”走出了抗战后的经营困境。
  
  然而这并未花掉父亲多大精力。他慢慢将重点放到了“老通成”上。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果断花高薪挖来了高厨,包括后世公认的豆皮大王——高金安。
  
  高师傅是15岁起,就在汉口沿街小巷挑担叫卖豆皮的,以后又在“美味春”、“杨豆皮”掌厨,练出了一手绝世厨艺。被请来后,因他施展高超厨艺使得顾客盈门。
  
  父亲又以超前的经营头脑顺势花重金(两千五百大洋),请来黄石路一带有名的电工俞子光,在其实当时在餐馆中名声很有限的“老通成”三楼两侧,挂上了两个立式霓虹灯招牌广告,一边是“豆皮大王”,一边是“瓦罐鸡汤”。(后者是抗战前“通成”的招牌菜。)大智路口一下就变得仿佛豪华高档,活像公然在与“高头”江汉路、“底下”车站路那些灯红酒绿的老商业中心挑战。格外引起市民们的关注和口口相传。
  
  自此,“老通成”人气大大旺盛,冲着“豆皮大王”来的客人成十倍增加、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武汉各色人等,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一般市民,几乎人人都至少要去品尝一次。先吃过又好事的以此向人炫耀,没吃过的则在言谈中仿佛自愧少了一项见识。外地旅汉的客人在“如雷贯耳”中,也都必然一顾。“老通成”每天的豆皮都卖出到千盘以上,有时甚至卖出几千盘!
  
  不久,随着外地人蜂拥而至,“不到老通成,不算到汉口”这句话居然在中原大地流行开来。“老通成”和三鲜豆皮也成为了武汉人引以自豪的家珍。
  
  进而,影响又扩大到常飞台湾一线的飞机师和空务员们,他们常常一锅一锅地包下来,用荷叶包好,采取保温措施,大包小包的用飞机带到台湾去。“老通成”的豆皮在1947年就飞越了海峡!
  
  从此,货真价实的“豆皮大王”神话诞生。
  
  此时父亲又从省银行“买天不买地”买下了原“大智旅馆”一半的土地使用权,拆去战争留下的废墟,建造了一幢三层楼房。这就是中山大道1261号——他的“继诚烟号”,隔着公新里和大智路1号“祁万顺”,曾家在有个了与“老通成”对应的大门面。
  
  外人看来,曾家的生意正蒸蒸日上。但是父亲堵心的事正接踵而来。
  
  首先是这年夏初,四岁多的我突然害了一场大病(化脓性胸膜炎),父亲靠扬子街大陆坊口著名的的李官义大夫从黑市买来当时 “军控”医药盘尼西林(青霉素)(一根金条打一针)治好了我。结果因此花去了家里所有黄金储蓄,一度给生意带来不小的困难。长大后,我不止一次听到老通成的员工谈论我:“这个伢,是用金子打出来的。”“放在我们家就没有了。”
  
  当时全国反内战的呼声很高,当局极力打压。6月1日凌晨3时,武汉当局调集军、警、宪、特上千人突然闯入武汉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3位同学,打伤20多人,还逮捕一批进步师生,时称“六•一”惨案。“武大”是我父亲和二姑父李行夫、二姑曾竹恒的母校,他们在抗战前就曾因教唱抗日歌曲遭特务迫害,父亲被开除、姑父姑母愤然退学抗议,未成年的叔叔曾幼诚被变态的“东湖中学”校长王某用拐杖打得遍体鳞伤。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依然这样与人民为敌,这激起了父亲和姑父姑母的极大愤慨。
  
  紧接着。父亲和二姑父李行夫非常敬重的师友李公仆、闻一多先生居然先后在昆明被当局派人当街暗杀!这是什么世道啊?骨气特硬的二姑夫再不可忍,在就职的学校公开声明:为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以及当月去世的“黑名单上第三个”陶行知先生,他用三人的姓氏,将儿子李小冰的大名改做李闻陶。
  
  二姑父太锋芒,很快被任教的学校解聘。
  
  这事让祖父胆战心惊,生怕二姑一家安全不保和自己受到牵连。接着他又听说学生们在学校发起请愿,反对解聘他们爱戴的老师,心里捏了一把汗,私下责怪他这女婿不自量力、书呆子气。而他更怕的是我父亲“又要蹦出去,像那些年(指抗战初期)一样‘瞎闹’”(祖父原话)。
  
  但此时我父亲却十分低调。不仅如此,就当我大病后和“继诚烟号”大楼建成交付尾款的资金拮据时,父亲竟为已在就读高小的外侄(我的表兄曾秋明,我称为秋哥)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
  
  秋哥的母亲是我的大姑母曾子平,曾家对外一直称她在上海做事,将儿子寄养在外公(我祖父)这里。我自幼和秋哥一起生活,一直以为他是我亲哥。
  
  祖父竟也没有质疑这“不合时宜”的聘请。
  
  原来,这位家庭教师竟是中共地下党武汉工委书记刘实 。
  
  介绍刘实来的是父亲的一位音乐好友,每来“老通成”必亲自赴桌前交谈的、交通路口“联营书店武汉分店”的书店的经理马仲扬。
  
  刘实同志在回忆录中说:“我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到武汉的,当时和我一起到武汉的还有解放前担任武汉地下市委书记的曾惇和另一位同志陈克东。解放前,南方局管整个白区,包括天津、北京,都在南方局领导下。
  
  ……我找到我们在武汉联营书店的关系人马仲扬,他让我去找武汉老通城豆皮店的老板,老通城老板曾厚诚的女儿是我们解放区的干部,她的两个快上初中的孩子就寄住在她舅舅家里。这样我就待在曾家做起了家庭教师,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1947年夏天,上面知道我们的工作进展后,才让……我、曾惇、陈克东,还有之前在宜昌开展地下工作的李声簧,就是李汉俊的儿子,四个人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
  
  父亲严谨地完成了掩护义务。刘实就住在我家一二楼楼梯转弯处的阁楼小房(约有10个平米),他对他的学生、我的表兄曾秋明和堂兄曾宪琛的教学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准备、循循善诱,有计划地为他们作名著阅读辅导。为人也谦和。
  
  这里插入一件近日(2018年12月2日)令我激动不已的事:那天我受邀参加“老通城”健在的老员工的聚会,没想到他们竟主动聊起了“地下党”和辛甫同志,我听到时大吃了一惊:他们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有次辛甫陪同其它省市领导来到“老通成”,老店员几乎个个都一下都认出了他!?
  
  莫非解放前夕辛甫同志(公开来汉工作前)担任过地下党来“老通成”的交通员?
  
  原来那年头,“老通成”、包括三楼的贵宾间,都是刘实和地下工作人员经常碰头的地点。
  
  我马上联想到“文革”后期,在市委的辛甫同志刚刚被“解放”,就急不可待地跑到父亲工作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找到“工作组”和 “革委会”,为正被隔离审查、并正研究是“除了‘资本家’还是否应加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亲挺身作保,及时解放了他。而后进一步政策落实到他的子女,我摆脱了悬在头上的 “黑五类”帽子,全家从康藏山区调回了武汉,一下扭转了我几乎绝望的人生。须知当时这样到武汉上户口是奇迹啊!我当时年轻,不知感恩,以为是运气,现在每每回想起来,我热泪欲涌!眼下我虽无法论证解放前夕常来我家联络的人、从而得知真情,但其谜底已经在我心里了。
  
  1989年,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过的地下党员陈枫叔叔告诉我,他就是那几年认识了我父亲的。他当时弄了一封美国报社的采访介绍信,刘实同志即派了一个姓岳的同志将情报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他的鞋跟里,一路问路,到根据地打听领导人,找到了(完全不认识的)张体学同志。这份情报帮助成就了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五师突围”。这些事陈叔叔也是解放后才告诉我父亲的。
  
  生死情报传递那么原始、盲目?哪里像现在的神剧!
  
  回到1947年,我父亲说,他除了看到刘实勤勉认真的教学外,其他活动是不知道、也从不过问的。
  
  到了秋季,物价飞涨出现越来越离谱的局面,一斤盐涨到了一千多元法币,一根油条要卖三百法币。老通成的职工们无法承受,向也正在为应付涨价绞尽脑汁的祖父——这个他们曾视为“恩公”的长辈——腼腆地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请求。
  
  那年头,店员们生活无不艰难,有些成了家的,也只能在铁路外租了个简陋窝房。须知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铁路堤(现京汉大道)都几乎是汉口市民心中的城堡,而“铁路里”和“铁路外”俨然是“城里城外”的代词。店员勉力租住的,像单洞门外,还有“河南棚子”、“渣滓堆”……都是简陋至极的贫民区,没能力在外租房的店员都只能将家属留在乡下。其中有点资格的老职工,就群住在老通成顶楼平台上的一个人字形篾顶棚窝里。而新来的“徒弟伢”连这也住不上,只能晚上睡在至厨房上方用圆木搭的暗阁楼里,直接忍受烟熏。
  
  虽说店员要求涨工资当时对祖父来说不外“屋漏偏遇连阴雨”,但他在与我父亲商量后,还是决定不亏待工人,将他们的工资改为每月直接发给(与涨价前相应的)粮食(当时每袋大米44斤装),再按每天的流水小账增加一成回扣分红,顾客另给的小费照例由工人自己每日分摊。这个分配方案得到了工人赞同。后被“祁万顺”等同行效仿。自此,直到解放,虽说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空前的通货膨胀,“老通成”的工人都从未再对祖父提出过待遇方面的新要求了。
  
  刘实知道此事后,赞同祖父顾及员工的措施。他同时又婉转向家父提起了厨房上方阁楼住工人的事。父亲感到了不妥,立即将“老通成”四楼平台板棚库房的东西转到公新里家里的一楼堆放,腾出了一些地方,让那些学徒们搬去住。
  
  事实上,当年的“老通成”老板员工很和睦和齐心的。
  
  1947年汉口军用被服厂“11.7”血案 后,刘实同志消失了几天,此期间,父亲从一朋友得到“党通局”内部来的消息。那朋友故意对父亲暗示:一个“高个子又头上有道疤”(刘实的外貌特征)的是组织工人运动的共党嫌疑,“你要是有头上有道疤的高个子熟人,最好小心点。”父亲迅速将此消息告诉了马仲扬。
  
  但形势虽如此紧张,11月底,刘实同志却仍然回来了,并在我家楼梯间阁楼隐蔽了好几天。到次年2月武汉被服厂工人二次罢工遭镇压后,他才离开了较长时间。
  
  3金融大乱世前后
  
  1948年8月,法币已贬值到如同废纸时,“金元卷改革”开始了,当时百姓们一度还满怀希望。新发行的金元卷每元兑换三百万(!)法币。币制改革一个多月内,物价果然奇迹般地稳着。除香烟略有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也回落到了8月中旬的水准之下。
  
  祖父以为新一轮发展机遇要来了,于是在电报局对门中山大道街面,投资持股开办了一家“群宴楼”。这是家两层带平台的店面,厅中六张方圆桌,靠墙四张两人对酣小桌,前店后厨,也设了一角烟摊。楼上设四小一大包间。请了两位苏菜高厨掌勺。专卖酒菜办宴席,结果利润居然高于“老通成”。
  
  父亲却敏感地从黄金兑换变得十分困难看到了危机,他设法通过朋友帮忙在“和成银行”私下兑换,逃避损失。我健在的母亲回忆说,当时,连她的老师——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和武大的程教授等,也通过我父亲兑换过不止一次。
  
  很快,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胀风暴势不可挡来了,先是官员家属抢购物资,进而率先扫荡各种杂品。市民猛醒加入时,市场已经大乱,物价直线上涨。
  
  因为缺煤,既济水电公司宣布白天停止供电,汉口大批工厂停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扩充着饥民的队伍。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买米时用大袋麻袋背钱去,买回米却是小袋,比背去的钱还轻!
  
  市面失控了!江汉路的大商铺被抢购空了,好多私营业主则纷纷关门谢客。“继诚烟号”也开一半门、并提前打烊以自保。
  
  汉口人喜欢说些被称为“二五点子 ”的话:中国只有印钞票的工厂还在开工。
  
  偏这时。祖父和父亲都接到汉口市“戡乱动员委员会”通知:商店必须按营业税额的十倍、一次性交纳“自卫经费捐”。
  
  “杂种!简直是抢!”我那以和气生财而著称的、有“商会委员”身份的祖父在家咬牙跺脚骂道。
  
  “老通成”的柜台后方贴出堪称奇葩的醒目提示:“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 菜牌上的价格则从早到晚被不停地改写着。
  
  常常能在餐桌上看到这样的奇观:吃东西的人整个头都埋在了桌上堆成小山的钞票后。到1948年年底,扛着用麻袋装着大袋钞票上街的人,扛钞票包进“老通成”的人,已屡见不鲜。当红薯卖到三万元一斤时,市场开始不要钞票,流行以物易物。
  
  到民国三十八年,柜台后方的白纸黑字改写成了:“来客注意即时付账!”跑堂们则不断提醒坐在桌边的客人:“先生们注意了,菜牌上写的是现在的价,等您吃完后,价钱就涨了啊!”
  
  一次,店里派出到黑市用金元卷兑美元的继东哥、延龄哥被警察抓去“教训"了一顿,挨了打,还被没收了一板车“钞票”。
  
  “群宴楼”也就在这时无力再办下去,被迫关门停业。
  
  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政权就要完蛋了。而“共军要共产共妻”的谣言再无人相信。
  
  4生死劫难中迎来解放
  
  刘实最后一次来我家时,解放战争形势已出现明朗。他在回忆中提及到:因当时出现了叛徒,地下市委作了转移调整。他当时交给父亲一张表,其实是一个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面对地下党的信任,父亲竟然婉拒了,这其中的谜,已成了永远。
  
  刘实回忆,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这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也是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最后由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还有一件无法解开的谜:刘实同志在我家的最后几天,我父亲的一位抗日期间结交下的保密局朋友(中校(或上校)),我称作Z叔叔(姑隐其名)的,不知何故也来我家三楼住着,还将他的军用吉普车醒目地停在我家(继诚烟号)大门外,大大咧咧遮掉商店一小半门面,于是当然没有军警敢来我家打扰。后来Z叔叔就干脆一直住在我家三楼。
  
  父亲断断续续告诉过我Z叔的一些往事:Z叔1937年被“蓝衣社”派到汉口“业余歌咏团”潜伏,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此人抗日立场和爱憎一贯鲜明。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后,他与父亲一同流亡到宜昌,继续一起进行救亡歌咏活动。直到宜昌遭遇可怕的春节大轰炸、他与我父母、二姑父侥幸生存后,他接到军统局通知,要他回汉接受新任务,才私下对父亲说:“你这人对人太好了,你是爱国的!知不知道,我是专门来监视你的?不过我敢担保:你根本不是共产党。”他又告诉了父亲“要小心,还有一个×××!”
  
  少年时听祖母回忆说过,1949年4月上旬,当局败局已明显,市面到处关门停工,市里已经停电停水。一天,几个特务突然上门来,恶气大声警告祖父说:“你家‘大!少!爷!’管事,怕还有个‘小少爷’吧?当年在东湖中学读书的,怎么没看见啊?你老带外孙,带了十几年,女儿怎么一次都不回来看看啊?这么放心啊?我想他们一定在哪里发财、孝敬你老人家吧?你老人家生意兴旺,在汉口几十年,吃得开得很,红、黄、白、黑道,你都打了‘窝子’吧?”
  
  此事后来几位姑母、还有秋哥也对我讲过此事。他们说的“小少爷”,是指当时已在解放军三野任团参谋长的家父的弟弟曾幼诚,而秋哥的母亲则是家父的大姐,当时已是中共崇明县委领导人。他们自抗战初期加入新四军就与家里“失联”的。确实不知是什么原因,曾家秘密一直未引起当局怀疑,如此“通共”也一直未遭灭顶之灾。
  
  但老练的祖父当日判断:当局已掌握了自家与“共党”的关系,处境危险了!他于是紧急将“老通成”停了业,带全家躲到了黄石路昌业里的一家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让我父亲带着继东哥留守在公新里六号。
  
  那位保密局军官Z叔也在5月上旬最后两天离开了曾家三楼。他向我父亲告辞时,留下了一把他当年缴获的日本军刀(我常偷着玩,抗美援朝时父亲交给了政府)。秋哥回忆时对我说,Z叔还给了父亲一个信封,说:“你看看:要不要?……要是都炸了,汉口人怎么活?”
  
  秋哥说,那显然是一份国明档撤离打算破坏武汉某些设施的有关情报。这时刘实老师好像就藏在对门的(天津路口)电报局。他还说,Z叔不能不走,他的家属在广州。
  
  父亲晚年病重时,我曾好奇地向他问及此事和相关的一些迷雾,他的回答是:“不晓得!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要去打听!莫出去乱讲!”他又云里雾里加了一句:“他喜欢喝瓦罐鸡汤。”我相信父亲是有意不说,有他难言之隐的。
  
  多少平凡的人成就了伟大的历史!
  
  秋哥还说过Z叔一些谜,说他有次在我家客厅偶然碰到了一位朋友(轮船局的薛叔叔,1988年我父亲追悼会时他曾赶来、签字时笔掉到了地下、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两人抗战中共过生死,他显然知道薛“姓共”,两人还为“内战责任”在我家争辩过几句,但薛叔后来好像并未撤离汉口。
  
  再回到1949年,5月13日,由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组织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父亲代表“老通成”和“继诚烟号”前去捐了款,刚回到家,就发现电灯亮了,心里出现了很久没有的太平感觉。后来知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控制了水厂和电厂。
  
  此时街上已经没有了警察和宪兵,成了“真空”状态。而不少国民党溃军涌入了武汉,治安已失控,市面很乱。
  
  5月14日下午,父亲带继东哥哥到昌业里看望了隐居在那里的我的祖父母后,一起回“继诚烟号”。在交易街东山里口,一帮占据东山里“东泉池”的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持枪兵痞涌了上来、公然当街绑架了我父亲。幸好继东哥机灵地穿过菜场逃脱,去告诉了祖父。
  
  祖父听继东哥陈说后,冷静分析,被兵痞抓的两人都不像一般人衣衫破旧,所以一定是当兵的敲诈讹财,不会有针对性。便叫上了有帮会背景的洪掌柜(我称他洪爷爷,父亲回忆他曾在老通成帮助一位被帮会抓了的“共党嫌疑”脱险),前往“东泉池”赎人。幸好这群败兵果然只是穷极饿极,并不知道曾家底细。后祖父交上了两大箱(两百条)“红金”牌香烟、外找三条“黄鱼”(秋哥说是一盒、十条)。才得以赎出了我父亲。
  
  5月16日,我们在昌业里得到消息:解放军进城了!全家大喜,立刻迫不及待奔回了“老通成”,加入到了欢迎和观阅解放大军进城的人群中。
  
  我们好几小时欣赏着进城大军!延龄哥一直将当时已有一米二高的、六岁的我扛在肩上,站在公新里巷子口,让我看了个够。使我至今能清晰记得解放军入城的威武和人群激动的场景。
  
  大军游行还在继续,我忽然看见有三个穿着解放军灰色干部服的男人,快步穿过人群,熟练地进入公新里,直奔我家去了。他们大步直上二楼,其中有人腰后还挂着“盒子炮”。
  
  原来这是随军南下、接收政府机关和报刊的三个干部,他们是和父亲阔别多年的校友李锐、潘琪和朱久思,刚进武汉就迫不及待来到了我们家。
  
  他们激动不已,谈了好久,共同为国家民族解放奋斗建立的的感情的确非同一般。
  
  5 曾家大团圆
  
  武汉未经战火硝烟解放,在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区来的城工人员组织下“平静”中迎来了新生。武汉也没有出现一场因为失业、缺粮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刚解放那几天,粮油供应也出现过紧张,有粮商趁机囤积居奇,粮油一天一个价上涨,“老通成”隔壁粮店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祖父想开张营业也一时无米下炊。
  
  但祖父相信,自己儿女所在的共产党一定不会让1927年大革命时的大萧条重演。此时他太想知道大女儿和小儿子下落,他便要我父母亲去上海寻找,加上父亲也受潘琪建议要为新中国续编《大家唱》,便迫不及乘船离开了武汉。
  
  留在家里的祖父和商界同行们不久就得知:武汉新领导连夜派人去了天门、京山一带农村和全国各地筹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运进了武汉。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全市所有国营粮店突然全部开门,大量供应平价粮食。武汉人放心了,无不交口称赞。
  
  隔壁大智路3号的米店老板曾悄悄问祖父怎么办,祖父劝他拥护新政府。他采纳了,率先开门平价卖粮。政府得知后,立即派人上门来表彰他的作为,还分拨平价粮由他代卖。一些粮商见后,也纷纷效仿。
  
  一个月后,市面渐渐稳定。
  
  而贪图蝇利和不法的粮商们因错估形势,一心囤积居奇,粮食进价太高,结果变得无人问津,只能压仓压库。而后又看新粮已在大量上市,只好被迫蚀本叫卖。隔壁米店老板不仅躲开一劫,还得以红火,高兴得说要拜祖父为师。
  
  由于刚解放不久,一段时间,人民币还不能被吃够了货币苦头的武汉人认可。在市面上,银元还是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暗藏的的特务趁机策划利用金融资本家捣乱,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一度骤然被哄抬了八九倍!眼看货币黑市又活跃起来,而当失业工人又大批出现,市面开始流传说,共产党打天下行,坐天下还是不行。
  
  祖父一辈子都极善银元调换操作,包括黑、白市场的,这使他多次在严酷的金融环境中总能损失最小,逃过致命打击。但是这一次,当政府造势号召拒用银元、开展拥护人民币运动、打击金银黑市时,他却高调地带头拥护,在商会说:“我就信一条,这个政府好,才能打出天下。我看共产党看了几十年了,我的儿女是共产党,他们绝不会骗他老子!”
  
  新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召集商人们开会时,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只收人民币,不收银元,分三期交清。”祖父又是第一个响应。他的言行,竟带动和说服了很多工商界的老朋友。
  
  解放仅三个月,市面就稳定了。两百元钱(相当后新币两分钱)一个烧饼,三百元钱一根油条,五百元钱一小碗热干面(大碗一千),一千二百元一升米。老百姓多年期盼的世道来了!
  
  不久,祖父得到让他忍不住狂喜的消息:十一年不见的小儿子要回来了!
  
  “老通成”和“继诚”上下员工立刻都知晓了,当我小叔曾幼诚随身带着盒子枪,后跟警卫,出现在公新里巷道时,老通成和祁万顺的店员都涌了出来。小叔走到公新里6号楼梯底下叫“妈”时,祖父、祖母激动得差点昏了过去。小叔将父母扶坐在靠椅上说:“爸爸妈妈,儿子不孝,但儿子是革命军人,不能给你们磕头,我给你们鞠躬吧!”说着深深地鞠躬。
  
  叔叔还对祖父祖母说:“儿子参加新四军时,把你们在上海做生意的本钱捐了去抗日,你们在重庆一定受苦了,儿子不止一次想起,真对不起爸爸妈妈啊!”
  
  祖父忍住满眶热泪,却笑着对着他说:“你小时候我总是打你,你是不是记仇啊?带了人、带了枪来吓你老子是吧?”
  
  祖父的父爱表达真令人叫绝。
  
  我的二姑夫李行夫、二姑母曾竹恒、三姑父张振铎、三姑母曾竹冰也先后赶来,站的站、坐的坐,挤满了二楼中堂屋。
  
  叔叔告诉他们说:“大姐现在是中共崇明县委书记。”
  
  我们孩子们则聚在旁边。一连几天,秋哥带着我、李闻陶(表兄冰哥),加上继东哥、延龄哥去另一间房里,围住警卫员小项打听叔叔打仗的故事。我听说了小叔受伤还拼命保护孔庙的故事,听说了他带先锋队坐木船渡长江作战的故事。我还第一次听说了解放军受伤后只有“雷伏诺尔”,其它什么药都没有,我便记住了这个药名。
  
  十五岁不到的秋哥突然冲到堂屋,语惊四座:“我给肖望东司令员写过信,我很快就要去参军了。”
  
  显然他渴望参加到他父母的队伍中去。
  
  这时我才略有点知道:秋哥不是我亲哥。
  
  奶奶后来不止一次告诉我说,当叔叔看到一大桌菜摆上桌子时,竟然哭了!奶奶烧了自家澡堂的锅炉、叫他去泡泡澡时,他居然又哭了!
  
  今天,我当然有些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的眼泪。
  
  叔叔几天后就离开,回了前线。他和爷爷单独一起谈了些什么,我当然不晓得,但此后爷爷一直那么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我相信和叔叔有关。
  
  祖父祖母当然心里很担心前线的叔叔,后来叔叔来了信,来信说,他一直打到了浙江、福建,在厦门,国民党败兵众起抢船,特务头子毛人凤被挤得上不了船,在沙滩上对着海大哭,好不容易才被人救走。解放军还要乘胜去攻打台湾!
  
  我帮祖母读了几次信,祖母常整天给我唠叨姑母小时候的事。
  
  新中国成立的那几天,我整天趴在中山大道1261号二楼的窗口,看欢乐的游行队伍。当时我六岁多,竟兴奋地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
  
  毛泽东,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就是毛泽东!
  
  游行了,游行了!
  
  毛主席万岁!
  
  那时我父母还在上海(他们和我小叔、大姑在上海团圆)。我则还在鄱阳街北京路口上的“圣保罗”教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英语教学,是父亲48年就送我进去的。我的汉字是家里学的。
  
  1950年的春天来了。一天清晨,我从被中醒来,发现身边睡着“妈妈”!我一下激动起来,拼命叫着“妈妈”,但当她被我吵醒、起来抱住我时,我惊奇地一把将她推开了,问道:“妈妈,妈妈,你怎么变了样子啊?”
  
  这是我闹的一个家传笑话。原来是我的大姑母曾子平回来了。
  
  几分钟后,我看到祖母拉着秋哥、命他跪在姑母面前::“给你妈跪下,跪下!磕头,喊妈妈!这就是你妈,你那带兵打仗的妈!”
  
  这时,我才确认了:秋哥不是我亲哥!
  
  这锥心的故事原来发生在1936年底,秋哥才一岁。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母多次面临危险、被迫搬家。后组织上决定将他们转移去根据地,但孩子怎么办呢?姑父姑母竟被迫忍痛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
  
  现有合法夫妻×××、×××,欲将孩子交人领养。子性别为男,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生,出生证件齐全。已经断奶,身体健康。有意领养者请于一月内来“量材妇女补习学校”联系,过时如无人领养将送至育婴堂。
  
  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我父亲和二姑曾竹恒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启示,大吃一惊,慌忙从学校请假、坐船赶到了上海,将秋哥抱回了武汉家中。
  
  大姑见到秋哥时,秋哥已经入团。是“市一男中”学生会的副主席,没有一点纨绔子弟像。
  
  我二姑曾竹恒和三姑曾竹冰来看他们的大姐时,我是孩子不被回避,于是亲眼看到大姑述说身上几处圆扣形的枪眼和瘢痕,那是抗战中留下的!她一身有十几处大小伤痕!
  
  警卫员老秦叔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时的一天晚上,他们进了一个村子,姑母在一个堡垒户家擦枪准备休息,枪都拆散了,秦叔就到另外的住处去,没想到鬼子来了。他一时没法接应我姑母,择路退到了村口,却听到他熟悉的姑母枪声从另外方向传来……“那么快枪就装好了!打响了!”(秦叔原话。)
  
  6 老通成的新生
  
  姑母被安排到江岸区委担任副书记,书记是潘琪叔叔的爱人苏伟,老通成的员工口传说:“两个‘双枪女将’”!
  
  姑母常常身着“列宁装”,不带警卫员,到工厂、码头工人中去,她一口地道的汉口方言,去完成解放初(包括抗美援朝初期)组织工人、打黑除恶、支援前线的任务。
  
  自此后长达数十年,汉口世风曾空前洁净,烟、娼、赌、毒几乎绝迹,亘古未有!我小时不止一次见到武汉市区群众自发地敲锣打鼓,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在曾家团聚欢乐过去后,祖父的心结出来了。据秋哥和长辈回忆,他和姑母也不止一次有过争执。祖父想不通:“我原来只想叫一家人能过个好生活,哪个晓得一不小心就成了‘剥削阶级’呢?麻不麻烦?未必那些做垮了的,倒成了‘劳动人民’?”
  
  祖父因当年资金紧缺卖掉了农村大部分土地,加之他在家乡广行善事、除少数自家用地外,都交给了祠堂,未收地租,使得他在土改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的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
  
  在一派祥和的岁月里,“老通成”办得空前地红火,整日顾客盈门。
  
  不久,我的父母回了武汉,参加了工作。我父亲进了武汉市工业局,母亲到市一男中当了教员。
  
  1952年初,祖父和武汉工商界、知识界人士一样,十分紧张地关注着“纪凯夫事件”,揣摩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态度。当祖父看到中南局将犯下政策错误、虽曾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祖父大革命时就面识过的)吴德峰市长撤职,改由李先念兼任时,在家里饭桌上大声舒坦地称赞:“人民政府就是开明啊!”
  
  接着,“五反”开始。祖父向姑母小心地透露解放初期曾趁乱收购了些香烟,有“逃税”错误时,姑母发火了。祖父虽有些不服,但生怕“阴沟翻船”、“跳到黄河洗不清”、还会影响儿女“进步”,还是听从了她的建议,去找了反贪委员会“主动坦白”。3月1日,市反贪委员会宣布了全市第一批“基本守法”的工商业者四千五百多户,对他们不追赃、不补税、不罚款。“老通成”和祖父就在其中。
  
  他对我说:“知道吧!你爷爷是政府信得过的人啰!”
  
  这时我已转到了合作路“圣玛利亚中学附小”(即现二十中)读小学。
  
  有天我放学后玩耍,玩到“祁万顺”的二楼楼梯转角,见了正被命在一张木椅上静坐思过的“祁万顺”管家佘爷爷。我便一如既往地去调皮、逗他,想要撩他笑。佘爷爷一向很喜欢我的,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咬紧了牙死不吭声。我突然恍然大悟,凑上去低声问道:“佘爷爷,您是‘老虎’吧?”
  
  爷爷听“祁万顺”的店员在笑说此事,感到十分尴尬,慌忙叫延龄哥去把我拖回了家。
  
  年底,姑母曾子平接到了调令赴京任铁道部任人事局长。她回家告别时,没想到我祖父提出,他“再不愿意当剥削阶级了,要把‘老通成’交给国家。”
  
  这让姑母吃了一惊,当时,全国还没有对民族资本产业进行接收改造的政策,更无先例,遂不敢随便表态。祖父还说:“我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人,都有工资,我和你妈就是不靠你们,这辈子活命的钱也够了。我原先比哪个都穷,我才是老‘无产阶级’!”
  
  这是当时在场的秋哥后来告诉我的。姑母离汉北上前,去向工商局长王光远同志反映了这情况。
  
  祖父还郑重地写信把自己打算告诉了他在军队的小儿子(我叔叔曾幼诚)。叔叔回信支持了祖父的决定:“我们应该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家庭。”
  
  祖父还说干就干了,他召集“老通成”的店员成立了一个管理小组,让高金安带店员们自己管理,参加分红。
  
  五月的一天,祖父和祖母去黎黄陂路路鄱阳街口的越剧院看越剧时,突发中风,当晚去世,享年68岁。
  
  祖母蒲守道根据他的遗愿,命令她的五个子女——即我的父辈们,自愿将我祖父留下的全部资产:包括“老通成餐馆”和他的其它全部产业证明、“万国旅社”股票、“九合纱厂”股票、“民进建业公司”股票、汉口铁路外某地地契及数千元公债券等,并清点了家中的全部金银首饰等(一切被认为与“剥削历史”有关的东西),全部交给了国家。
  
  当时因为中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号角尚未吹响,没有这种接收私人资本和企业的先例。武汉市工商局王光远局长很是犯难,曾劝我们家继续经营,但父辈们态度坚决。工商局经慎重调查研究后,又请示了上级,据说一直传到了“中央高层”,仍然不决。最后,我的父亲姊弟五人联合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捐献原委。工商局又要求他们每人出具单独的申明。我的父辈们当即就写出了个人声明,表明了立场,即: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听任政府处理。
  
  一个多月后,“国营老通成餐馆”的大招牌醒目地展示在汉口大智路口,成为武汉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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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邮艺学会 + 20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纪念武汉解放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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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08:04
  • 签到天数: 18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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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9-5-16 19: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收一板车金圆券,简直啼笑皆非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5-16 21:56:10 来源:汉网社区 | 显示全部楼层
    老通城的豆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mmexport1558015163846.jpg
  •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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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26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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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发表于 2019-5-16 22:07:01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章,好资料。
  •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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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小时前
  • 签到天数: 605 天

    连续签到: 7 天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9-5-16 23:40:57 | 显示全部楼层
    精彩回忆,谢谢分享!
  • TA的每日心情
    A
    2014-6-7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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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初来乍到

    发表于 2019-5-17 09:27:04 | 显示全部楼层
      汉口老通成是武汉市最大最有声望最有影响力的老字号,应该隆重恢复重建。(以下图片显示内容不知真伪!) IMG_20190509_155826.jpg

    IMG_20190509_155820.jpg

    该用户从未签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10:31:2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几位鼓励!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5-17 12: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喜读曾兄好文章!

           豆皮、米窝、热干面,汉口三宝天天见!

    点评

    这才是武汉特色小吃前三名!  发表于 2019-5-17 12:41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5-18 08:37:37 | 显示全部楼层
    知名的武汉品牌,却有着传奇的家庭故事,好文章。
  • TA的每日心情
    A
    2017-7-25 01:17
  • 签到天数: 6 天

    连续签到: 1 天

    [LV.2]偶尔看看I

    发表于 2019-5-18 09:41:02 | 显示全部楼层
    老通城的故事娓娓道来,有味!哪个吹牛自己发明热干面的可以比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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