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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三国夏口城建造时间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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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3 16:5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47 编辑

                                            转帖《三国夏口城建造时间考正》
                                               (二〇〇八年五月六日)


                                                           序     论


       一般公认,公元223年,吴王孙权在黄鹄山(今蛇山)所筑夏口城,是武昌城的发端。如2006年出版的《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第七章第三节就说:221年,孙权在鄂县称帝建都。223年,为拱卫都城,又在今武昌蛇山东北隅构筑了夏口城。该城背靠蛇山,面向长江和沙湖,为版筑土城。顾炎武《肇域志》谓其:“依山负险,周回仅二三里。”由于其面江北夏水入江之口,故名夏口城。
       孙权对夏口的重要性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东吴黄武二年(223),孙权筑城于黄鹄山(蛇山),这就是今武汉市武昌区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城——夏口城。……名扬天下的黄鹤楼本是夏口故城的一处登高凭眺的瞭望台,也在此时随同夏口故城一同诞生于战火硝烟之中。
       较早于1990年出版的《武汉地名志.武昌》说:
       三国时,东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筑城,取名夏口城,武昌有城自此始。
      1996年出版的《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沿革》也说:
       夏口城,位于今武昌蛇山附近,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吴国孙权为抗衡曹操,在黄鹄山(今蛇山)夯土筑城,周长二三华里。因该处位于汉水(古称夏水)口部,地名夏口,故称“夏口城”。临江黄鹄矶头建有军事瞭望塔楼(即黄鹤楼的前身)。
      《武汉地名志》、《武汉市志》、《武汉通史》是当代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意义的地方历史研究著作。以上引文说明,孙权于223年筑夏口城,是勿庸置疑的学界定论。与此相同的观点,在各种武汉地方历史研究、普及著作、宣传品中被一再重复。
         借助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这种认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如国家历史文化名称门户网站“华夏名城网”(http://www.chinamcw.com/)上就说:“孙权于黄武二年(223)派人在山上近江处筑城。此城周围二三里,因隔江面对夏水(汉水)入江口而取名夏口城。城依山负险,居高临下,孙权多以宗室率军镇守,军事地位十分显要。此城为武汉市区内第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古城。”
      《水经注》记载夏口城的建筑时间是魏黄初二年(221),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坚持吴黄武二年之说。即使是比较认真对待《水经注》记述的学者,也多取“调和”态度,仍以黄武二年为最可信赖的座标。
        通过对历史文献、观点传承的梳理,本文将证明《水经注》关于三国魏黄初二年孙权在今蛇山筑夏口城记载的正确性。至于吴黄武二年,在史籍中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与建筑夏口城无关。吴夏口城建筑时间的重新确定,不仅将改写与之相关的黄鹤楼的始建时间,也有利于厘清今武昌蛇山的名称演变问题。本文还将详细分析唐以来1200年间各种错误观点产生、演变的过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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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08: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43 编辑

                                                    一、  魏黄初二年.吴黄武二年


       唐宋以前,与吴夏口城始建问题有关的史料主要有两条。
        一条出自晋陈寿(233~297)《三国志.吴书》卷二《吴主传》:“(黄武)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
       另一条出自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所著《水经注》。其书卷三十五《江水三》云:“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逰目流川,下则激浪﨑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
        学者大多认为《三国志》、《水经注》记载的是同一件事。纪年的不同,使学者对这两条记载感到不解,于是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
      (一)、合并处理,以吴为尊。
         这可能是最早的一种处理方式,见诸唐李吉甫(758~814)所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三.鄂州》:“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宋王应麟(1223~1296)《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二曾予引用。
      《元和郡县志》将黄武二年“城江夏(山)”所筑的“城”,与“夏口城”视同一体。李吉甫不取《水经注》所用曹魏年号,可能是觉得在“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这么一句话里面,既然明确提到了吴王孙权的名字,就不应该使用曹魏年号,否则会显得不伦不类。相比起来,成书时间早于《水经注》的《三国志》的“吴黄武二年”,似乎更合情理一些。这种认识沿袭至今,被广泛采纳,影响深远。
       (二)、模糊处理,回避问题。
       《明一统志》卷五十九《夏口城》:“在府城西黄鹤山,吴主孙权所筑,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其城依山负险,周回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筑城欲坚不欲广也。”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古迹》:“夏口城,在黄鹄山,吴主孙权所筑。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其城依山负险,周回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筑城欲坚不欲广也。[9]
       康熙《湖广通志》卷二十六《古迹》:“夏口城,在府城西黄鹄山,吴主孙权所筑。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古迹志》:“夏口城,在城西黄鹄山,孙权所筑。其城依山负险,周二三里。”
       乾隆《江夏县志》卷一《沿革》:“旧传吴始筑城黄鹄山,明前此无城矣。”
       宣统《湖北通志》卷二十五《建置志一.城池》:“江夏县,……相传为孙吴故址,旧在黄鹤山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依山负险,周迴仅二三里(顾炎武《肇域志》)。”
    回避提及具体时间,而只说“吴主孙权所筑”、“孙吴故址”,仅仅给出一个大概的时间段。这样做,当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矛盾”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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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11: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44 编辑

      (三)、视若无睹,另起炉灶。
       前引康熙《湖广通志》卷七《城池》:“武昌府城,即省城也。旧在黄鹄山,孙吴赤乌中筑,谓之夏口城,墉山堑江,周二三里,对岸为沔津,故以夏口名。”
       前引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一《建置志》:“府城旧在黄鹄山,孙吴赤乌中筑,谓之夏口城,墉山堑江,周二三里,对岸为沔津,故以夏口名。”
       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卷二《沿革志.沿革表》:“夏口本在江北,孙吴赤乌中始于鄂渚筑夏口城,自是乃在江南。”[14]
       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一《沿革》:“孙吴赤乌中始于鄂渚筑城,取对岸名‘夏口’。”
       所谓“孙吴赤乌中筑”,应是根据《三国志.吴书》卷二《吴主传》:“(赤乌)二年……夏五月,城沙羡。”《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二引并注:“江夏县,本汉沙羡县地。”
       除了可能对魏黄初二年、吴黄武二年都抱有疑虑,不知如何取舍之外,清代方以智的《通雅》也可能是以上志书的依据(详下)。
     (四)、坚信不疑,应者寥寥。
       乾隆《江夏县志》取“魏黄初二年”之说,并对“赤乌中筑”予以辩驳,卷一《沿革》引《水经注》说:“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
       同卷《沿革表》:“夏口本在江北,魏黄初二年,吴始于鄂渚筑城,取对岸夏口之名,乃在江南,然亦假其名于城,後遂沿称之,而非其地之实在江南也。”又:“魏黄初二年吴始筑城,曰夏口,沙羡治今邑始此。旧志谓吴赤乌时始筑夏口城。时兵争要地,防所必急,不当迟至权帝已久时也,自以《水经注》魏黄初二年为定。”
       又,卷二《城池》:“夏口城,在县西黄鹄山。……《水经注》: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同治《江夏县志》与乾隆志同,见卷二《疆土志二.沿革表》。
       《县志》从情势出发,以文献为落脚点,得出“自以《水经注》魏黄初二年为定”的结论,虽然是正确的,然而,编纂者似乎并不知道《三国志》中尚有吴黄武二年城江夏山的记载,也没有注意到《元和郡县志》等文献。在学者们普遍为《三国志》、《水经注》的“矛盾”而苦恼的时候,一部眼界不广的县志,无论坚持怎样的观点,也很难引起共鸣,甚至连被讨论的“资格”都不具备。
       尽管如此,《水经注》之后,除了照录《水经注》原文而无审辨之责的史籍,乾隆、同治的两部《江夏县志》,作为罕有的持魏黄初二年筑夏口城观点的方志,应在武汉地方历史研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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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20 编辑

                                                                      二、  城江夏山.城江夏.城沙羡

       稍早于《元和郡县志》的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左右,许嵩撰著了一部《建康实录》。其书卷一《吴.太祖上》云:“(黄武)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宫。”
      值得注意的是,《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说的都是“城江夏”,而不是“城江夏山”。所见宋刻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建康实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光绪《畿辅丛书》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元和郡县(图)志》俱同。《通鉴地理通释》引《元和郡县志》亦同。
      《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的“城江夏”,说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承接性,以及对于“山”是衍字的相同理解。“城江夏”,绝不是《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文本流传,辗转抄写、翻刻过程中因“夺字”而产生的鲁鱼之讹、手民之误。
        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显而易见。面对貌似不可兼容的《三国志》、《水经注》,面对“应该”是一件事的筑夏口城、城江夏山,将“山”视作衍字,使夏口筑城和“城江夏”在字义上更为接近,并反过来用作证实筑夏口城、城江夏山是一件事的论据。这在考据方法、逻辑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中,“城江夏山”的“江夏”二字以专名线标识。
        陈桥驿先生的《水经注校证.江水三校证》中,“城江夏山”的“江夏”二字也以专名线标识。这样一来,“江夏山”就不再是独立的山体名称,“江夏山”变成了“江夏之山”。中华书局校点本是当代学者使用最多的《三国志》版本,“城江夏之山”,使得《元和郡县志》的“城江夏”随之变得顺理成章,“山”字的删略似乎无关紧要了。由此,依据《水经注》,“城江夏之山”的“山”,可以轻易被认定为黄鹄山。《三国志》、《水经注》所述的两件事,再次被紧紧地联系起来,丧失了各自的独立性。
      《建康实录》是重要的六朝史料集,在现存地理总志中,《元和郡县志》“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两部书对后世学者的影响力极其巨大,征引无数。“城江夏”、“江夏之山”彻底改变了《三国志》的原有意义,是导致一再误解《水经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武汉通史》,乃至诸如《武昌史话》、《武汉市志.文物志》、《黄鹤楼志》、《武汉地名志》等,均将《元和郡县志》所述作为基本文献加以征引并据以立论。
       清方以智(1579~1671)《通雅》卷十四:“吴黄武二年,城沙羡。”又卷十五:“吴黄武二年城沙羡,西角为矶,楼名黄鹤。沙羡,即江夏也。”就是因受《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影响而自作聪明地改变文字表达方式的典型。《通雅》的出现,标志着“城江夏”已经彻底实现了篡改史籍的初衷。
      《通雅》最早刊行于清康熙五年(1666),前述刊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湖广通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湖广武昌府志》,分别刊刻于康熙五十三年和六十一年的两种《江夏县志》,关于孙吴赤乌中筑夏口城的提法,应与《通雅》有关。因为,根据《三国志.吴书》卷二《吴主传》,仅能得出孙吴赤乌中城沙羡,而非筑夏口城的结论。《通雅》是已知唯一采用“吴黄武二年城沙羡”这种表达方式的著作,在黄初、黄武争执不下时,地方志遂根据《通雅》的“吴黄武二年”取《元和郡县志》所述的夏口城,根据“城沙羡”取《三国志》记载的赤乌二年夏五月,可谓错上加错,愈错愈奇了。
       2002年版《湖北省志.附录.湖北地区古代大事表》223年条所谓“吴于沙羡江夏山(即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上筑夏口城”,可以看作是试图回归《水经注》等原始文献,又惑于《通雅》而不能自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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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17: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20 编辑

                                                            三、  调和.始建与完工


        如前所引,康熙间的几种湖北地方志在古夏口城始建问题上的态度最为奇特,它一方面回避在魏黄初二年和吴黄武二年间进行取舍,一方面另辟蹊径,提出“孙吴赤乌中筑”的观点。虽然不无根据,但解决不了史料的“矛盾”,且于理不合,所以遭到乾隆《江夏县志》的批驳,后世似乎也没有多少信从者。作为地方史籍,上述地方志不仅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反而在消极中徒增混乱,完全没有尽到通志、府县志的职责,实在让人汗颜。
       现代学者面对纷杂的史料记载,也很迷茫。
       刘盛佳先生《鄂州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一文同时引述了两种说法,竟没有稍加辨析或者解释:
      (孙权)为了加强西都武昌的防务,将夏口建为军事重镇。《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元和志》:“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
       刘森淼先生则主张吴之夏口城是221年始建,223年完工,见其所撰《三国夏口城考》:
       孙权修筑夏口城的年代,有《三国志》和《水经注》两条不同的记载。
       晋人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对孙权修筑夏口城的记载很简略。“二年春正月……是月,城江夏山。”二年是指吴黄武二年,即公元223年。江夏山是指黄鹄山。因这条记载,后世学者有时称吴夏口城为江夏山城。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篇云:“黄鹄山东北对(“对”字一作“即”)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他说的“魏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
       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因此我们有些学者采取非常简单的传统方法,认为《三国志》是晋人所撰,《水经注》是北魏人所撰,用早不用晚,一边倒选用《三国志》,而认为《水经注》是笔误。这是有一定问题的。
       我们知道,筑城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它存在一个始筑年代与筑成年代的问题。如果《三国志》的“城江夏山”是开始修筑,那郦氏也许就是笔误;如果《三国志》说的是江夏山城竣工,那郦氏就不一定错,而当另有所本。也许孙权是在还没有称帝的黄初二年即开始筑江夏山城,称帝后的第二年正月,该城完工投入使用(鄂州吴王城就是黄初二年八月开始动工修筑的,也许夏口城也是这一年动工)。毕竟,称帝是一件大事,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要有一定的准备,修江夏山城就是军事准备之一。如果事先什么都不做,称帝以后再做,等敌人打过来再修城就来不及了。何况当时吴蜀关系十分紧张,关羽、张飞之死皆与吴相关,为防蜀人从上游进攻,在夏口筑城是当然的事。有这背景,魏黄初二年开始筑城是可能的。从魏黄初二年到吴黄武二年正月,跨的是三个年头,实际上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以当时的施工技术,在这一时间内修一座夯土城垣,应该说是比较紧张的。至少,在黄武二年正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是修不成这样一座城的。所以,我认为对于郦道元的记述,还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当然,从概率上说,也还存在《三国志》错误的可能性。
       客观地说,这是很具有想象力的解释,从情理上也说得过去。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么?
       最谨慎的要算是撰著《通鉴地理通释》的王应麟。虽然《通释》中引用了《元和郡县志》的说法,但是,在王氏的另一部著作《玉海》中,仍可以窥见他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意见。《玉海》卷一百七十三有《却月城》条,原注“吴夏口城”:
      《水经注》: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船官浦东即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依山傍江,开势明逺,凭墉籍阻,髙观枕流。《吴志》:黄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
       王应麟心存疑虑,但类书的体例不允许他擅加判研。同时,作为严谨的学者,他也没有擅加取舍,而是兼收并蓄,客观罗列原始文献,以供他人抉择。相较于牵强的捏合、情理的推测,王氏的态度无疑更值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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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23 编辑

四、黄鹄山.江夏山.龙泉山


       刘森淼先生说,江夏山是指黄鹄山,后世学者有时称吴夏口城为江夏山城。刘先生没有说明是哪些后世学者,也没有罗列记载“称吴夏口城为江夏山城”的文献典籍。文献中有“江夏城”的说法,如康熙二十三年《江夏县志.城池》:“江夏城,即会城,旧在黄鹄山,孙吴赤乌中筑,曰夏口城。夏口城,黄鹄山东北,吴孙权赤乌元年筑,刘宋郢州治此,更名郢城。”卷六《建置志》亦有“江夏城”。
       更多的近世学者没有采纳《元和郡县志》将“城江夏山”改为“城江夏”的思路,也没有采纳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江夏之山”的意见,更倾向于认为《三国志》“城江夏山”的说法在文字上没有疑问,而换之以认定江夏山是黄鹄山的古称,即现在的武昌蛇山。如《武汉地名志.蛇山》:“三国时曾有江夏山之称,……北魏《水经注》始称黄鹄山。”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水经注》说“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依山傍江”,那么,筑夏口城和“城江夏山”当然指的是一件事。
       可见,无论是《元和郡县志》,还是《三国志》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及以《武汉地名志》为代表的近世学者,在牵涉吴夏口城始建问题时,最基本的落脚点都是“江夏山”问题。江夏山,如果不作“江夏之山”理解,就一定是今武昌的蛇山么?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黄鹤山,在县西南三里。宋高祖,丹徒人,潜龙时常逰竹林寺,每息于此山,常有黄鹤飞舞,因名黄鹤山,改竹林寺为鹤林寺。”又卷一百十二:“江夏山,在县东南,有小山迤逦,东入武昌界,西去县六十里。其山重叠,本名峡山。天宝六年改为江夏山。”
        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二十八:“黄鹤山,一名黄鹄,在江夏东九里,遗县西北二里有黄鹤矶。”又:“江夏山,本名峡山,唐天宝改名。”
      《明一统志》卷五十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又:“江夏山,在府城东南六十里,其山重叠,本名夹山,唐天寳中改今名。”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五十八:“在府城内西隅,一名黄鶴山。西北二里有黄鵠磯。”又:“江夏山,在江夏县东南六十里,《寰宇记》:有小山迤逦,东入武昌界,其山重叠,本名峡山,唐天寳六年改名。”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黄鹄山,在县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又:“江夏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其山重叠,本名峡山,唐天宝中改今名。”
       万历《湖广总志》卷二:“黄鹄山,县西南,山形蜿蜒,俗呼蛇山。”又:“江夏山,县东南六十里,其山重叠,本名峡山,唐天宝中改今名。”
       康熙《湖广通志》卷五《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又:“峡山,在府治东南六十里,其山重叠,因名。”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黄鹄山,自东南蜿蜒亘城中,故俗名蛇山,俯瞰大江,有矶曰黄鹄。在城西。”又:“江夏山,东六十里,本名峡山,峰岭重叠,唐天宝中改今名。”
       康熙二十二年《江夏县志》卷一《山川》:“黄鹄山,县西南,自西南数百里来,蜿蜒而瞰江,下有矶曰黄鹄矶。”又:“江夏山,县东六十里,其山崎嵚,一曰峡山。”
       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四《山川》:“黄鹄山,在县西南,蜿蜒奋跃,俯瞰大江,其下有矶曰黄鹄矶,楼冠其首,□连高观山。名蛇山以形,曰石城山,古名也。”又:“江夏山,在县东六十里,其山嵚崎,本名夹山,天宝中更今名。”
        宣统《湖北通志》卷六《舆地志六.山川一》:“黄鹄山,在城内西隅,一名黄鹤山。……山形蜿蜒,俗呼蛇山。”又:“江夏山,在县东六十里,其山崎嵚,一名峡山(《图书集成》引旧志)。唐天宝六年,改峡山为江夏山,有小山迤逦,东入武昌界(《寰宇记》)。”
        没有任何史料支持江夏山即黄鹄山(蛇山)一说。黄鹄山位于江夏县西南,而江夏山位于江夏县东南六十里的地方,方位迥异,距离遥远,在史志中一向清楚,从无异议。而现在的大多数学者,在涉及讨论夏口城始建时间问题时,均异口同声地将江夏山视作今武昌蛇山的古称,甚至说孙权修筑夏口城的地点就是“江夏山”,连《水经注》中明确记载的“黄鹄山”名称都被舍弃,认为黄鹄山“当时称江夏山”,这是很令人震惊的。
        峡山、江夏山之名并行了很长时间,康熙《湖广通志》载峡山而非江夏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江夏山应该不是自唐天宝六年(747)才出现的新名称,《三国志》可为佐证,另,乾隆《江夏县志》卷一《山川志》更进一步指出江夏山的名字起自汉代。唐天宝六年前后,依据传说、旧称、地势等,大改天下山陵名称。如安徽黄山,秦以来称黟山,根据黄帝来此炼丹的传说,本年勅改黄山,沿袭至今。明代学者考证说,“黄山”之名在汉代即已出现,可见除传说外,“旧称”也是依据之一。“峡山”是古时较常见的山陵名称,其名多与山势有关,也于本年改易名称。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江南西道六.?州》:“峡山,天宝六年勅改夜光山。山在(雩都)县西北八十六里。《南康记》云:其山上时有夜光飞焰,遥见若火燎于原。又从峡泝数十里,有石临水,名白蛟窟。”可能民间早有“夜光山”的俗称。
       上引各书,除黄鹄山、江夏山(峡山、夹山)之外,均同时有“灵泉山”,略谓:“在县东六十里,山有泉,旱祷颇验。下有楚昭王及诸王墓。”江夏山、灵泉山都是今武汉市江夏区(原武昌县)龙泉山之一部分。
        同治《江夏县志》卷一《图说志》之《疆域图》、《名山图》,在今龙泉山位置均标注有相邻的灵泉山(东)、夹山(西)。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江夏县舆图》,在今龙泉山位置自东向西依次标注有大灵泉山、小灵泉山、夹山。
      《新编灵泉志》第三卷《龙泉山的沿革与发展》:“龙泉山系由天马峰和玉屏峰两天山脉组成,呈东西走向,会合于梁子湖畔,犹如两条巨龙蟠卧。两山之间的面积为7.6平方公立,是一块葫芦形的小盆地,‘风水极好’。”
      《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风景区》:“龙泉山在西汉是为舞阳侯樊哙封地,首称江夏山,在唐时称夹山,取于二峰对峙夹道行之义。唐天宝年间,传说因山有晴雨井显灵,而称灵泉山。明楚王朱桢逞势,霸占山地,驱逐灵泉樊、李、杜、张、沈、曾、邹、董八大家,营造寝茔,改称今名。”
       今人著作中,关于龙泉山名称演变的说法虽然有部分文献根据,但文献矛盾模糊之处本就不少,因与本文主题无碍,故不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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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24: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33 编辑

  

五、附 说
  
  
        江夏山,是古已有之的“三楚之首望”,它不是三国时称黄鹄山的今武昌蛇山。《三国志》的“城江夏山”,也不能理解为“城江夏之山”。《水经注》记载的“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根本就与江夏山、“城江夏山”无关。
       没有证据显示《三国志》的记载是错误的,《水经注》的记载也不是来自《三国志》。从这两部典籍中,只能得出吴王孙权先于魏黄初二年(221)在黄鹄山(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筑夏口城,后于吴黄武二年(223)在江夏山(今武汉市江夏区龙泉山)另筑新城的结论。两部典籍的记载没有矛盾,相反,可以互为补充。在肯定吴夏口城是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源头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如影随形的江夏山之城。今武昌区、江夏区应该是共同构筑城市起源的双子星座。
       江夏山(龙泉山)地区自樊哙分封开始,就一直被看作是福地仙壤、风水宝地,因人文荟萃而有台阁胜景,因八姓聚居而有灵泉古市,唐宋时的繁盛甚至不逊于大都显邑,乃至明代的楚藩不惜左迁樊哙之墓,驱逐巨家大族,强行占据为王陵。孙权在此建城,看中的也许不止是山水相连,水陆便利,更可能是其风水,打算在此建造王城。如果真是这样,江夏山的吴江夏城,较之军事要塞的夏口城,地位无疑要高出许多。《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引晋《武昌记》云:“大帝筑城于江夏山,为江夏城,即今郡。以程普为江夏太守,督夏口。遂欲都鄂,改为武昌。”一方面说明夏口城、江夏城不是同一座城池,另一方面,“江夏太守督夏口”也说明了江夏、夏口的主从有别,并且,江夏城的王城地位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证明。
        今《黄鹤楼志》云:
       吴主孙权为扼守战略要地,于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在黄鹄山依山据险修筑了军事城堡——夏口古城,并派孙氏宗室及亲信率重兵镇守。其时,黄鹤楼作为城西南角的瞭望哨楼与夏口城同时诞生。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载录了这个史实。……三国鹤楼的形制、规模今已无籍可考,但其建楼年月、坐落方位及在夏口古城中的军事瞭望哨楼地位均有定论。
       黄鹤楼是享誉中外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历代题咏不绝,佳作如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武汉市地标性的城市名片,更是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天下江山第一楼”。与黄鹤楼互为辉映的,她所依托的蛇山脚下,是终结二千年封建帝制的“鄂军都督府”。
       尽管只有两年的差距,但牵涉的不仅是对地理地貌、名山胜景、历史文献的重新认知,也不是单纯的文献考据,而是对于城市发展历程足迹的追寻,是对历史原貌的尊重,以及认知方法的反思。
       刘森淼先生的《三国夏口城考》,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希望对原始文献作出更合理解释的文章。吴黄武二年筑夏口城、建黄鹤楼,在学术界属于定案,是常识,几乎没有怀疑者,所以,《三国夏口城考》“解释”的立足点仍是吴黄武二年。在1990年出版的《武汉地名志》中,有“孙权于魏黄初二年(223)在蛇山北麓夯筑土城,取对岸夏口之名称夏口城”的记载。这不应该简单地看作笔误、排印错误,而可能是当时曾发生过一定范围的争执、讨论。由前引“武昌”条目作“东吴黄武二年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筑城,取名夏口城”来看,《武汉地名志》最终仍接受了“传统”的、“一致”的意见。“魏黄初二年(223)”,是争执、讨论过后,某种混乱的体现。
       非常遗憾,无论学者前贤做出了何种努力,试图找到调和《三国志》、《水经注》矛盾的方法,都是徒劳的。因为,吴黄初二年筑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山,原本就是两件事,根本不存在需要解决的对立,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调和、取舍、争论了。
       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却在从唐代《元和郡县志》开始长达约一千二百年的时间里混淆不堪。吴夏口城的建造是武汉地方历史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其中牵涉到黄鹤楼的始建时间,蛇山的名称衍变,而由于前述混乱的存在,已经载入当今各种史册中的相关结论,都变得不可信据,需要全部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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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3 17:25: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古三皇人 于 2019-4-23 17:46 编辑

  
  
  
        这篇文章写的比较早(2008年),价值如何,各抒己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即可。

       我记得以前人文武汉有人转帖过,现在找不到了。今再转,和大家一起学习、校正,探讨!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9-4-23 23:17:02 来源:汉网社区 | 显示全部楼层
孙权这个浙江人占领武汉,不仅仅是杀了10万人,确实也做了些好事,比如建了黄鹤楼,比如在武汉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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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9-4-23 23:58:34 | 显示全部楼层
    此贴虽然为转贴,但涉及武汉城市建设的根源。确应深入探讨。彭老师是有心人,求实求真。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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