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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国家崛起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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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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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国家崛起不能只靠GDP,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2018年06月08日 18:07:05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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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上,中国被叫做“基建狂魔”,公路、铁路、大桥建设四通八达,中国高铁更是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各种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向世界。但是软实上,怎样掌握文化话语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说在精神上的很多层面,我们还留有被西方殖民的浓重痕迹。
    西方话语为何如此强大和具备全球号召力?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如果纯粹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郑永年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而是使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更好。如果像现在的台湾,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模样,只会越变越糟糕。
    在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郑永年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内核并不是GDP有多少,而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用中国自己文明的观念来看中国未来的话,远远要比西方理论预测中国的未来好得多。以下内容整理自5月21日郑永年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部分实录,凤凰网文化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不走出去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
    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西方发起的,但我认为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是和讲中国故事有关联,是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的,而不是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这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并不是说西方CNN、BBC有什么高超的技术手段,中国今天的技术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西方媒体的强大因为它背后有个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媒体做起来会非常吃力。
    我们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很麻烦。这可能有方式的问题,可能背后也有知识体系的问题。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很苛刻和批评,我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是西方的思想的被殖民者,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自信,不说近代,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个辉煌的成就,是大家公开承认的世界经济的奇迹;脱贫,短短40年7亿人口脱贫,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自己觉得,是没有这个思想体系。
    西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是曲解
    西方理论解释西方非常好,因为社会科学,就是社会first,科学second,所以,他们的科学理论解释他们的社会很好。但西方的东西用到中国很难。
    近代以来,所谓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进来,我们想学西方,来解释中国,但这到底是对中国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的曲解,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举例,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当然,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
    近代以来,很多人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来,有的人就很疯狂,要在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加上奴隶社会阶段,但中国从来找不到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没有经历过。有人说汉朝有些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就像今天的佣人一样,即使对佣人,中国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佣人做着变成家里的一部分,西方没有佣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以前是找不到的。再说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封建制了。
    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中国50年代经历了很长时间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最近人民出版社出了很多这样的书。我一直就想不清楚,如果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经济,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为什么不说唐宋而说明清呢?这也是西方的视角,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大陆发现就是从明朝开始,所以,我们就想西方有这个东西我们也找过来,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到现在都解释不通。这样的例子很多,太多了。
    所以,我就一直怀疑,顾颉刚有个“疑史”,怀疑中国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做,如果做的话会是一个大的工程。这对中国自己很重要,怎么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年去看西方,其中有一本《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花了很多年,首先从西方怎么看中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我有个重大的发现,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很有意思。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6年01月
    中国没有的贵族,包括没有私有产权,自由派、左右派学者都是一样,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用这个来解释中国,这行不通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
    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误解中国最深的都是德国人
    西方认识中国从古希腊就开始了,那时候东西方之间有没有沟通?可能有一点,但不深。希腊东边就是波斯,离他们最近的亚洲是近东,稍微远一点的叫中东,我们就叫远东。所以,古希腊也产生一个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一个词叫Orientalism(东方主义)。慢慢到了17世纪、18世纪,西方有启蒙运动了,又讲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
    现在西方各种各样、不下十几种版本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的权威主义),西方理解中国只有这一个模式,就叫Oriental despotism,没有第二个或其他的变种,并且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我认为,这也难怪西方,因为他们只能以他们的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不能怪西方。
    其实对中国误解最深的是德国人,第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就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他认为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变化。西方有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产生以后确实有变化。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是凝固的。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的角度,西方的新教伦理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50年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卡尔·魏特夫的《水利社会》。所以,西方看中国最深的就是德国人,误解最深的也是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几位德国人。但我认为很难怪他们。
    中国经济体制从汉朝到现在一以贯之,是非常好的体制
    西方把中国看成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有说到,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中国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体制,至少有三个市场或三层资本。顶层的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中间层面叫Middle ground state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几千年都是这样,从汉朝就开始,以前国家一定要基于垄断主导地位,就是某些经济领域国家一定要控制,但大量的东西要放在民间,这是儒家的思想。中间的层次,比如盐、铁即使对国家很重要,也要私人去做。为什么近代官督商办?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第三层底层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在这一层,像深圳、浙江,大量都是第三层的资本,但是这一层如果做大了,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国家,做大了国家也需要它,因为不放心它。
    中国怎么来重建这个中间层,以前说盐商、盐铁,我看到有材料,江苏30万人规模的盐商业,国家任命的干部3000人,很少了。官督商办,就是你完全是非市场运行,新加坡也是这样。我理解现在只是从以前的共同经济体转向正常经济体的一个过程,以前也有过,王莽改革以后一段时间有调整,王安石改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有调整,现在毛泽东改革以后的调整时期,这些产权要明确,明确该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所以,第一层和第二层一定要处理好,第一层和第三层我并不认为有很深的矛盾。
    中国那么长的历史,有4个时期走了极端化,国家主义化,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第一是王莽改革,第二是王安石,第三是朱元璋,第四是毛泽东,几千年这4个时期,国家在市场之间,政府和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除了这4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都是相对平衡的,当然,国家还是要控制市场。所以西方叫《State in market》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是“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市场要服从政府规则。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在春秋,让年轻人把《管子》思想数学化
    现在林毅夫先生做的新结构主义,说是中国的经济学。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里面有怎么治理经济。要解释中国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只有管子能解释,西方解释不了,西方讲Supply and demand(供需),供需里主要是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管子中国不叫Supply and demand ,而是轻重,轻重的角色是政府。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读《管子》,解释能力非常强,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都要强。《管子》一段一段的,不是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更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管子的思想数学化、公式化,我想这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科学、经济学巨大贡献,因为有几千年历史经验,不中断的经验,要收集一些小故事也是很多的。
    所以,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像西方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是这三层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个制度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和西方state in market 相比,效率差一点,也会失衡,完全到国家占主导地位时也会失衡,市场地位就没有了。比起西方的话,好处是可以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会爆发出来,30年代,1997年、1998年,2007年、2008年,中国过去40年基本没有危机,和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和这个机制有关系,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调控能力。
    西方现在有两个调整手段,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当货币政策利率趋于零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作用,现在QE量化宽松,我想提一下,量化宽松最早使用的是管子,怎么样利用货币供应量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在使用了,不仅仅是在按揭,只是规模可能小一点。
    中国,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的调节,所以,我认为以后的经济会越来越波动,中国怎么弄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几千年就是这样。
    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在变化,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就像改革开放40年一直在变化,但这三个成分要回到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千年历史都已经证明了,完全要国家主导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怎么样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就是中国吻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中国特色三权分工,生命力强大;台湾刻意模仿西方,越变越糟
    说到中国的政治体系,这次修宪了以后,大家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我们就采取鸵鸟政策,其实也是可以从历史上看的。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
    现在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因为西方基本是多元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多党制,所以衍生了分权制和三权。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也有三权分工合作,中国的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这个三权是从汉朝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包括不同的朝代,人种也都发生了变化,汉族不再是个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哪些没有变化呢?政治、经济没有变化,只是每个阶段有要的变动。
    孙中山时期除了西方的三权分立,认为中国的两权也非常好,考试权和监察权找出来,变成五权宪法,这蛮有意思的。但我认为孙中山基本是理论家,没有什么实践。从台湾的视角来看,这五权宪法,要么这两个体系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要么是西方的三权,要么中国的三权,把两个都加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台湾现在基本是三权的体制,考试权基本已经没有了,监察院他们还在,但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边缘化了。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80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当时还是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党政分开。为什么十九大要维护“三合一”制度?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一个人担任,党政分开实际已经否定了。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媒体报道得很少,好像没什么研究,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述。



    更早的时候,他和基辛格的人员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是要做党政一体的,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传统几千年都是皇权,皇权怎样做到有效率的政府?内部三权把这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一是决策,二是执行,三是监察。这是汉制,汉制确认完了以后一直到晚清。西方我们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因为他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因为西方是城市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所以,西方是一个国家可以由几个政治国家,所以有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这样。   
    未来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现在还真是不够自信,中国几千年的经验太多,我的看法,我们要向西方学,我们向西方学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是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更好,就算变成西方你也很难变。台湾现在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80年代曾经试过,但80年代末期放弃了,现在哪怕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它的政治性,现在新时期改革把党政一体化,党政联动起来。所以,这次的两会,十九大把党政放在一起改革了,因为以前是党政分开的思路,所以党不改一直在改政府这一块,现在真正要改的话,要把党政两块联动一起考虑,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民主化就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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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争名逐利抢流量,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2018年06月13日 16:04:54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郑永年











    编者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更悲观,他说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
    自高校扩招以来,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教授和学生的数量陡然上升,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双一流,但有多少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踏实做学问,又有多少人在混日子逐名利?
    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知识也越遭羞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此乃大学之灵魂”,而从高校现在的文化下行现象,也可以窥探到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危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郑永年认为中国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不做知识了,却披着文化人的皮囊,为领导一笑谄媚哈腰,为各个产业的金主做广告,为争流量花样百出。
    以下内容摘自郑永年的《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辑自拟,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凤凰网文化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网络图片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王阳明雕像,网络图片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屈原,网络图片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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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自信,首先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个好头。毕竟中国才是我们的家。
    郑永年先生所讲的,值得大陆知识分子反思并扭转不良倾向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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