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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国家崛起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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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8-6-12 23:39: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国家崛起不能只靠GDP,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2018年06月08日 18:07:05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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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上,中国被叫做“基建狂魔”,公路、铁路、大桥建设四通八达,中国高铁更是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各种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向世界。但是软实上,怎样掌握文化话语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说在精神上的很多层面,我们还留有被西方殖民的浓重痕迹。
    西方话语为何如此强大和具备全球号召力?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如果纯粹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郑永年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而是使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更好。如果像现在的台湾,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模样,只会越变越糟糕。
    在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郑永年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内核并不是GDP有多少,而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用中国自己文明的观念来看中国未来的话,远远要比西方理论预测中国的未来好得多。以下内容整理自5月21日郑永年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部分实录,凤凰网文化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不走出去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
    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西方发起的,但我认为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是和讲中国故事有关联,是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的,而不是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这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并不是说西方CNN、BBC有什么高超的技术手段,中国今天的技术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西方媒体的强大因为它背后有个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媒体做起来会非常吃力。
    我们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很麻烦。这可能有方式的问题,可能背后也有知识体系的问题。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很苛刻和批评,我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是西方的思想的被殖民者,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自信,不说近代,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个辉煌的成就,是大家公开承认的世界经济的奇迹;脱贫,短短40年7亿人口脱贫,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自己觉得,是没有这个思想体系。
    西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是曲解
    西方理论解释西方非常好,因为社会科学,就是社会first,科学second,所以,他们的科学理论解释他们的社会很好。但西方的东西用到中国很难。
    近代以来,所谓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进来,我们想学西方,来解释中国,但这到底是对中国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的曲解,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举例,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当然,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
    近代以来,很多人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来,有的人就很疯狂,要在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加上奴隶社会阶段,但中国从来找不到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没有经历过。有人说汉朝有些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就像今天的佣人一样,即使对佣人,中国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佣人做着变成家里的一部分,西方没有佣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以前是找不到的。再说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封建制了。
    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中国50年代经历了很长时间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最近人民出版社出了很多这样的书。我一直就想不清楚,如果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经济,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为什么不说唐宋而说明清呢?这也是西方的视角,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大陆发现就是从明朝开始,所以,我们就想西方有这个东西我们也找过来,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到现在都解释不通。这样的例子很多,太多了。
    所以,我就一直怀疑,顾颉刚有个“疑史”,怀疑中国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做,如果做的话会是一个大的工程。这对中国自己很重要,怎么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年去看西方,其中有一本《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花了很多年,首先从西方怎么看中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我有个重大的发现,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很有意思。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6年01月
    中国没有的贵族,包括没有私有产权,自由派、左右派学者都是一样,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用这个来解释中国,这行不通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
    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误解中国最深的都是德国人
    西方认识中国从古希腊就开始了,那时候东西方之间有没有沟通?可能有一点,但不深。希腊东边就是波斯,离他们最近的亚洲是近东,稍微远一点的叫中东,我们就叫远东。所以,古希腊也产生一个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一个词叫Orientalism(东方主义)。慢慢到了17世纪、18世纪,西方有启蒙运动了,又讲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
    现在西方各种各样、不下十几种版本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的权威主义),西方理解中国只有这一个模式,就叫Oriental despotism,没有第二个或其他的变种,并且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我认为,这也难怪西方,因为他们只能以他们的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不能怪西方。
    其实对中国误解最深的是德国人,第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就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他认为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变化。西方有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产生以后确实有变化。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是凝固的。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的角度,西方的新教伦理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50年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卡尔·魏特夫的《水利社会》。所以,西方看中国最深的就是德国人,误解最深的也是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几位德国人。但我认为很难怪他们。
    中国经济体制从汉朝到现在一以贯之,是非常好的体制
    西方把中国看成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有说到,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中国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体制,至少有三个市场或三层资本。顶层的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中间层面叫Middle ground state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几千年都是这样,从汉朝就开始,以前国家一定要基于垄断主导地位,就是某些经济领域国家一定要控制,但大量的东西要放在民间,这是儒家的思想。中间的层次,比如盐、铁即使对国家很重要,也要私人去做。为什么近代官督商办?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第三层底层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在这一层,像深圳、浙江,大量都是第三层的资本,但是这一层如果做大了,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国家,做大了国家也需要它,因为不放心它。
    中国怎么来重建这个中间层,以前说盐商、盐铁,我看到有材料,江苏30万人规模的盐商业,国家任命的干部3000人,很少了。官督商办,就是你完全是非市场运行,新加坡也是这样。我理解现在只是从以前的共同经济体转向正常经济体的一个过程,以前也有过,王莽改革以后一段时间有调整,王安石改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有调整,现在毛泽东改革以后的调整时期,这些产权要明确,明确该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所以,第一层和第二层一定要处理好,第一层和第三层我并不认为有很深的矛盾。
    中国那么长的历史,有4个时期走了极端化,国家主义化,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第一是王莽改革,第二是王安石,第三是朱元璋,第四是毛泽东,几千年这4个时期,国家在市场之间,政府和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除了这4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都是相对平衡的,当然,国家还是要控制市场。所以西方叫《State in market》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是“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市场要服从政府规则。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在春秋,让年轻人把《管子》思想数学化
    现在林毅夫先生做的新结构主义,说是中国的经济学。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里面有怎么治理经济。要解释中国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只有管子能解释,西方解释不了,西方讲Supply and demand(供需),供需里主要是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管子中国不叫Supply and demand ,而是轻重,轻重的角色是政府。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读《管子》,解释能力非常强,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都要强。《管子》一段一段的,不是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更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管子的思想数学化、公式化,我想这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科学、经济学巨大贡献,因为有几千年历史经验,不中断的经验,要收集一些小故事也是很多的。
    所以,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像西方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是这三层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个制度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和西方state in market 相比,效率差一点,也会失衡,完全到国家占主导地位时也会失衡,市场地位就没有了。比起西方的话,好处是可以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会爆发出来,30年代,1997年、1998年,2007年、2008年,中国过去40年基本没有危机,和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和这个机制有关系,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调控能力。
    西方现在有两个调整手段,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当货币政策利率趋于零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作用,现在QE量化宽松,我想提一下,量化宽松最早使用的是管子,怎么样利用货币供应量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在使用了,不仅仅是在按揭,只是规模可能小一点。
    中国,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的调节,所以,我认为以后的经济会越来越波动,中国怎么弄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几千年就是这样。
    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在变化,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就像改革开放40年一直在变化,但这三个成分要回到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千年历史都已经证明了,完全要国家主导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怎么样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就是中国吻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中国特色三权分工,生命力强大;台湾刻意模仿西方,越变越糟
    说到中国的政治体系,这次修宪了以后,大家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我们就采取鸵鸟政策,其实也是可以从历史上看的。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
    现在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因为西方基本是多元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多党制,所以衍生了分权制和三权。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也有三权分工合作,中国的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这个三权是从汉朝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包括不同的朝代,人种也都发生了变化,汉族不再是个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哪些没有变化呢?政治、经济没有变化,只是每个阶段有要的变动。
    孙中山时期除了西方的三权分立,认为中国的两权也非常好,考试权和监察权找出来,变成五权宪法,这蛮有意思的。但我认为孙中山基本是理论家,没有什么实践。从台湾的视角来看,这五权宪法,要么这两个体系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要么是西方的三权,要么中国的三权,把两个都加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台湾现在基本是三权的体制,考试权基本已经没有了,监察院他们还在,但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边缘化了。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80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当时还是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党政分开。为什么十九大要维护“三合一”制度?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一个人担任,党政分开实际已经否定了。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媒体报道得很少,好像没什么研究,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述。



    更早的时候,他和基辛格的人员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是要做党政一体的,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传统几千年都是皇权,皇权怎样做到有效率的政府?内部三权把这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一是决策,二是执行,三是监察。这是汉制,汉制确认完了以后一直到晚清。西方我们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因为他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因为西方是城市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所以,西方是一个国家可以由几个政治国家,所以有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这样。   
    未来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现在还真是不够自信,中国几千年的经验太多,我的看法,我们要向西方学,我们向西方学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是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更好,就算变成西方你也很难变。台湾现在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80年代曾经试过,但80年代末期放弃了,现在哪怕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它的政治性,现在新时期改革把党政一体化,党政联动起来。所以,这次的两会,十九大把党政放在一起改革了,因为以前是党政分开的思路,所以党不改一直在改政府这一块,现在真正要改的话,要把党政两块联动一起考虑,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民主化就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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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3 18:5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争名逐利抢流量,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2018年06月13日 16:04:54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郑永年











    编者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更悲观,他说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
    自高校扩招以来,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教授和学生的数量陡然上升,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双一流,但有多少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踏实做学问,又有多少人在混日子逐名利?
    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知识也越遭羞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此乃大学之灵魂”,而从高校现在的文化下行现象,也可以窥探到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危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郑永年认为中国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不做知识了,却披着文化人的皮囊,为领导一笑谄媚哈腰,为各个产业的金主做广告,为争流量花样百出。
    以下内容摘自郑永年的《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辑自拟,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凤凰网文化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网络图片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王阳明雕像,网络图片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屈原,网络图片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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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5 21:15:0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自信,首先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个好头。毕竟中国才是我们的家。
    郑永年先生所讲的,值得大陆知识分子反思并扭转不良倾向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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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21 23:57: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说自己不称霸,西方为何不信?

    2018年06月20日 11:11:37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郑永年










    中国的思想主体往往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西方哲学的主体则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

    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机时刻,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漫长的冲突时期、中央权力衰败国家被分裂时期,以及近代传统类型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征服时期。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初讨论“球籍”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危机”时代,因为这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至少存在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认知里。

    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既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便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尽管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并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探讨社会行为的哲学(主要是《管子》)。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么被“罢黜”,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之为“生活哲学”。

    西方哲学则很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今天在中国,在学术界,人们也在谈论“仰望星空”,但传统上这个概念和中国的哲学思考似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中国缺失“工匠精神”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显然同意培根的说法,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不过,现代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术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的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尽管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是直接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

    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自然,人们会问,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近代以来不是也有很多技术创新吗?尤其是日本,这些年已经拿下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回答,但这里可以提出两点。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用说是政治的主体了。

    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这方面,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一直在呼唤“工匠精神”,但在缺失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很难产生。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规则方面,中国也仅仅只是应用,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产生自西方的规则。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中美发展互联网的不同处

    人们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之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概念中,互联网只是中美两家的竞争,好像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这次中兴事件一来,人们就完全傻了眼。关键的技术例如芯片和触屏等高度依赖美国等国家,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等政府,禁止它们的企业向中国供应这些关键技术,那么中国马上就面临深刻危机。

    实际上,情况远比芯片技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西方的创造发明。哪天西方不给用了,中国就没有了“互联网”。这种情况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中国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旦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便会在所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中国。对美国来说,中国市场不是生死问题,只是失去了一个市场;不过,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生死问题。

    即使在商业模式方面,中美的差异也已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标准化,而中国搞地方化。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差异性。美国互联网公司专注于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在标准化方面从来不妥协。中国则相反,中国的公司(例如手机公司)也走向世界,但重视的是技术的地方化,利用地方的特殊特点(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制度文化上的)提供特殊的产品。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但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在汉朝,这仅仅是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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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 17:02:35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的根源

    2018年06月28日 09:31:10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郑永年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纠纷案例的增多,随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战略、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

    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这些冲突都可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一旦成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表现为必然性,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磨合是双方面的。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己。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相互转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着解决各种冲突的构架,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冲突和合作是天然一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01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是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容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它也需要这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02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为什么又表现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价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有或者产生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都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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