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村的故事(16) 父亲回武汉后不久,在一次闲聊中我们向他讲起在经济困难的那段时间,曾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信。该信的地址是汉安里,收信人是父亲,寄信人是香港的一个信箱号码。当时父亲下放在农场,母亲下班回来,打开信仅扫了几眼后,吓得脸色煞白。看到房间的几个房门都是关着的,才神情紧张地吩咐我们立即将此信烧掉。并嘱咐我们在外面谁都不许再提起这封信的事。尽管此事已过去了多年,旧事重提,母亲似乎仍心有余悸,小声地对父亲说到“信是王理原从台湾寄来的,问我们生活得怎样,需不需要他的帮助”。 听到此时,父亲望着窗外的天空,久久没有出声。 王理原(1896-1970)湖北随县人,早年留学日本,经济专业毕业。抗战时期任湖北省银行鄂北分行经理(行长)及第五战区军粮处处长。抗战胜利后王理原来到汉口,先后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汉口公产清理处负责人,湖北省商业银行行长,汉口第一纱厂董事会秘书长等职。据史料记载,王理原与曾任湖北省主席和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的何成濬(1882年-1961年,湖北随县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关系密切,曾担任何成濬的军需负责人(《湖北文献》 第86期 作者:[url=]何庆华 沈云龙[/url],1988)。在省鄂北分行,父亲从一个普通会计员升至副经理,经理(行长)应离不开王理原的提携。1948年2月父亲到汉口后,是王理原帮忙在汉口同兴里找到临时住宅。由于鄂北分行已撤销,父亲面临着两个选择:1.继续跟随王理原去财政局或是商业银行;2.留在湖北省银行,到张难先任董事长的兴复实业公司。最终父亲去了张难先的公司任财务部经理。这个决定导致了我们搬进了汉安村。 其实王理原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小时候,祖母经常对我们提到。1949年武汉解放夕,王理原曾三番五次到家中劝祖母和父亲一起与他们迁移到香港去。为了说服祖母,王理原经常开着小车到汉安村来接祖母去和他的家眷一起看戏顺便继续做祖母的思想工作。至今我们都能记得祖母那模仿王的语调“老太太,要走啊,不走不行啊”祖母当时的回答是“让我儿子一家跟你走,我是不会走的”。见祖母的回答每次都是如此坚定,王理原知道父亲决不可能抛下祖母跟他们到香港去,最终只好带着他的家眷离开武汉了。 后来祖母对我们解释了当时执意要留在大陆的理由竟是祖父去世前曾对她说过“共产党是好人,是我们的人”。此话颇耐人寻味,在我们家族中祖父的身份至今是个谜。父亲决定留下来其实并不奇怪,和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贪污腐化深恶痛绝。相比共产党的清廉,开明和务实的作风,人心向背一目了然。当父亲决定去张难先的公司去上班而未去做自己熟悉的银行业务时,其答案就已经出来了。我很想知道父亲对王理原的看法以及当初选择留在大陆的真实想法。然而,父亲已于2000年去世了,因此我们也只能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对王理原先生在台湾的景遇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查到一篇台湾报纸上有关王先生逝世的一篇报道(见下图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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