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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武汉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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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安村的故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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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20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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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00:26: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9-2-12 10:21 编辑

    汉安村的故事(43)

        1938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隆隆炮声由东向西的逼近,武汉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此时的中、日双方都已意识到,在武汉必有一搏。武汉为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处,由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所组成。当时的平汉(北平-武汉)铁路和粤汉(广州-武汉)铁路在此链接形成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另外,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四省:豫、鄂、湘、赣人口众多同时又是中国最大的粮仓。因此,无论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来看,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不能丢!在日本方面,经百年之积蓄,已集举国之力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上海进行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其最精锐的几个“德械师”都被拉了出来,但依然未能阻止日军的攻势。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由于双方军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巨大差距再加上中方在后期的指挥失当,在后世人看来这场保卫战的结果更像是一场单向的大屠杀。尽管如此,这种战况与日本军部要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相距甚远。此时的日本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这场中日之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他们更期望于在拿下武汉之后逼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投降。
       以上就是在武汉会战前中国国内大势。1938年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战时首都。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武汉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人民进行全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在前面说过,凡在武汉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都少不了汉安村。现在就谈谈1938年的汉安村(当时叫汉安里)都发生了些什么。1938年8月4日的大公报登载了一条与汉安里有关的报道(图43-1)。



        这则报道所述的是河南一位78岁老人阮固真捐献3800大洋给设在汉安里9号的振济会第八救济事务所,并要求此款只能用于河南籍遭受水患之灾民。在当时3800大洋是什么概念?在民国初年,鲁迅先生用800大洋就能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抗战前夕,银元的购买力虽已不及民国初期,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巨款。振济会于1938年2月成立,其全称是“振灾救济委员会”是由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救济机构,同时也接受民间的捐赠。在上述报道中,阮先生的捐款指定只能用于黄河水灾的灾民。所谓黄河水灾是指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蒋介石决定破坏黄河花园口一带的大堤利用黄河水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速度。80多年过去了,对于这个人为制造的大灾难的前因后果已有大量史料和研究文章,在这里就不对这一事件作详细描述(图43-2)。

        花园口决堤的最初建议据说是由德军在华最高顾问法肯森豪将军提出。在决堤初期的确对阻缓日军北边的攻势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广大黄泛区的人民造成无尽的灾难。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由黄河水灾所造成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达89万人之多。对于这个死亡人数正确性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一事件是抗战时期的三大灾难之首确为不争事实。除黄河水灾之外的另外两场灾难为长沙大火和重庆防空洞事件。其实除了上述这震惊世界的惨案外,在汉口由于日机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无数房屋被烧毁。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心理上的冲击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图43-3)。

        日本人以为通过这些手段就能征服中国,这其实是对中华民族这个唯一能够以国家形式在世界上存在数千年的民族并不了解。犹太人虽然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但真正建立以色列国却是在二战之后。中国人在本质上是逐利的,即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看似一盘散沙,但在关乎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一切个人的利益,党派的争论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这盘沙子在被中国传统士大夫情怀调和之后变得如同钢筋水泥般的坚硬。坚持抗战就是抗战初期的主流民意。在当年的武汉,在宣传抗战和凝聚民意中,共产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但直到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才成立,其地址设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1号。这里是当时中共在湖北的负责人董必武的租住地。南京沦陷后,南京“八办”撤到武汉,与原来的武汉“八办”合并。此时安仁里的房子已不够用了,于是通过关系将汉口中街89号(现在长春街57号)的原日本大石洋行一栋四层楼房交由武汉“八办”与1938年1月1日正式使用(张炎炳,雷正先,“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一集)。图43-4中的照片均在该楼所摄。照片中主要人物都是中共的领导人物同时也是“八办”的负责人。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时也是“八办”的实际负责人。其他如王明,博古都曾是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同事。除此之外,在这栋楼中周恩来会见了大量外籍友人,如史沫莱特和鲁兹(中文名吴德施)(图43-4)。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不仅与许多外籍朋友重逢,同时也见到一些当年南开中学的老同学,如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吴在其回忆录中也讲述了这段重逢(吴国桢,《夜来临》第135-140页)。1938年2月6日,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白天在武昌阅马场的军委政治部上班,晚上还必须回到汉口“八办”处理党内事务。由于每天要往返于长江两岸,而当时的长江不像现在有十几座桥还有过江隧道和地铁,而只能乘坐轮渡。而渡轮既不能按时开又难以保证安全。于是周恩来找到当地警察局希望能搞到一张乘坐“专轮”的通行证。所谓“专轮”就是为当时市政要员服务的小汽轮,可做到随到随开并且保证安全。当时“专轮”由省会警察局管理,而该局局长正是当年拘捕顾顺章的蔡孟坚。面对当年生死仇人,双方表现都极为淡定,蔡很快为周恩来办好了乘坐“专轮”的通行证(《蔡孟坚传真集续集》第136页)(图43-5)。

        将振济会的办事机构设在汉安里的主要原因是其独特的位置和周边环境。首先要提到的是盐业银行大楼。许多年轻一代的武汉人也许并不知道汉安里(汉安村)在哪里,但鲜有不知耸立在北京路口的盐业银行大楼的。在人们的眼光中这座外形宏大的建筑就是一个银行而已。其实盐业银行大楼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并未经营银行业务,而是当作战时首都的一处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事活动场地。要是打个简单比方的话,当时的盐业银行大楼作用就像今天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功能。沿着北京路朝江边走,在胜利街口能看到的另一栋老建筑是当年的英文楚报馆。1938年的武汉,除了英文楚报继续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当时苏联的塔斯社和英国的路透社也都在此楼办公。继续向前走到鄱阳街,可看到一处古建筑即鲁兹故居。鲁兹(Logan Herbert Roots,中文名为吴德施)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英国剑桥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后被派往中国,长期担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主教。鲁兹故居和圣保罗教堂建于1902年,原教堂在1944年美军轰炸中被毁,1951年重建的教堂最近被拆除。1938年的鲁兹故居曾是一所重要的社交场所,许多外籍朋友,如著名记者斯特朗、史沫莱特、和白求恩大夫都曾在此住过。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要人均为鲁兹的座上客。周恩来和鲁兹的关系要追朔到1927年,周恩来在当年的上海四一二事变中侥幸逃脱后来到汉口在鲁兹家住了数日,后来在鲁兹的安排下安全转移到南昌,领导了南昌起义。这段经历使得鲁兹家族与周恩来维持着长期友谊(图43-6)。
       再回到本文主题,随着战场日益向武汉市区逼近,从北方和江浙一带大量难民涌入武汉。这些难民中有为数不少的专业人才。然而由于战争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因此,帮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成为当时振济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图43-7)。

        大公报的广告发于1938年9月25日,距日军进入汉口的10月25日刚好还有一个月。从上述的文字中看不到一丝的慌乱、恐惧和畏缩。80多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这些文字,依然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在汉安村的主巷道中出现大量来寻找工作的人们,他们或身着中式长袍或西装革履,年龄各异。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都在相互打听汉安里9号在哪里。然而,从9号出来的人们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失望和迷茫。当时的武汉实在是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啦。
        武汉抗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回顾历史,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无数房屋被毁,家破人亡。同时这场战争使得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这种人心凝聚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之源。中国本来可以在二战之后,全力发展经济而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自身太弱,只能成为几个世界强国手中的棋子。今天的中国开始变得强大,但还远远不够。相比于高科技,其实今天中国的发展最需要的依然是人心凝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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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00:31: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9-2-12 02:00 编辑

      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发不了?






    补充内容 (2019-2-12 10:35):
    之前可能是图片太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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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9-2-12 16:31:40 | 显示全部楼层
    汉安村故事,实际上也是大汉口故事,期待图片压缩后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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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2-25 14: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9-2-25 20:33 编辑

    汉安村的故事(44
        1938年10月24日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在军委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弃守武汉。至此,为期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终于落下帷幕。据说蒋介石是在日军进城的当日(10月25日)清晨乘飞机从汉口王家蹾机场匆匆离汉(https://m.sohu.com/n/444878998/)。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果及其历史意义后世已有多种评说,对此就不再细述了。这里主要说一下日军进城之后,在租界以汉安村(当时叫汉安里)为中心以及周边发生的一些故事。  
    1938年12月30日大公报第二版登了一篇汉口沦陷后的有关报道。
        此文的题目虽说的是“武汉来人谈”,但其文主要还是说的汉口地区的情形。文中主要涉及到四个内容:1)纵火 其中谈到日本人将大夹街、前花楼、四官殿、黄陂街一带汉口的商业精华付之一炬。据说当时的“山陕会馆”就是在日军侵入汉口期间被烧毁的。同时该文还讲到日军在厚生里、大智门、仁仁堂一带放火。在我记忆中仁仁堂是一个老字号的中药店就在中山大道正对着北京路口,小时候曾去那抓过中药。文革中仁仁堂的招牌被砸,后改名为“北京路中药商店”。不知道这里说的是不是这个仁仁堂。2)掠夺 该报道中讲到日军进城后将宝润里、大陆坊、汉安里中留下的居民强行赶走,派兵占领了汉口的这些高级里分。但这还不算,还将原屋主留在房中稍有值钱的物品包括家具统统装箱拉到江边装船运往他处。这个所谓的“他处”其实就是指日本本土。其中汉安里究竟有多少人没有转移,现在我手头上没有资料,但的确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留了下来。如前面所述,汉安里真正的居民其实并不多,当时里分内的一部分房屋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此外还有一些房屋则被一些国内外的公司所租用作为在汉的办事处。3)建立难民区 所谓“难民区”是指日军侵入汉口之初将城内所有居民集中在利济路以西,铁路以北的范围。用铁丝网将其隔离,中国人要进出必须出示所谓“安居证”,而城市的其他地区则空无一人(图44-2)。
       4)法租界的困境 自1860年开始汉口曾有过五个正式占有地皮的外国租界。从江汉路开始中山大道以南,依次为英、俄、法、德、日租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中国属战胜国,1917年德国被迫将德租界交还中国。此后原来的德租界更名为“第一特区”。1924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俄租界归还中国,于是这里便成为“第二特区”。1927年由一、三惨案所引发的中、英冲突导致英租界被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收回。因而这里自然就成为了“第三特区”。抗战之前的汉口只剩下法租界和日租界。当时的日本还不敢和西方列强公开叫板。当时滞留在汉口的一些人鉴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训,觉得“洋人”的保护伞可能还管用。于是,人们拼命往租界里涌(图44-3)。
        日军进城后立即封闭了租界,既不能进也不能出。这可苦了那些个只是想逃难的普通居民。这些人手上并不富裕,但由于太多的人进入这一狭窄地区,不仅住的地方难以找到,并且食品极其昂贵,最后甚至连饮水都成问题。由于卫生条件太差,引发疾病致多人死亡(陆州,汉口沦陷初期的难民区和法租界,《武汉文史资料》第50辑,第200-203页,1994年)。不久之后,日军也意识到这样长期封闭也不是个办法。首先,由于卫生条件所导致的瘟疫一旦传染开来,它才不会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得了病的人在当时都会去死。其次,人都被像鸡、鸭一样地关起来。谁来做生意?没有商业,钱又从何而来?他们入侵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掠夺财富。于是,政策有了调整。以民生路为界,往东为商业区,往西至民族路以上为“日、华区”。所谓“日、华区”即允许日本人和中国人混住。其实这些地方开始是华人的居住地。日本人进城之初将中国人全部赶走,就是要把地方留给日本人。等到日本人把好地方都占了之后,才发现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这才不得不又让一部分华人迁回构成所谓“日、华区”(图44-4)。另外,中山大道以北,西自硚口东至三元里的一片地区划为军事区。在该区内大量拆毁民房建兵营或其它军用设施(李健侯,汉口沦陷初期简况,《武昌文史》第11辑第46-48页1995年)。
       日军进城之后真正在意的其实是汉口的原租界区,即中山大道以南至江边、江汉路以东至日租界。这一片是汉口的精华地带。如前所述,这片地区的华人已被完全赶走。1941年之后,留下的房屋中包括外国银行和公司的房产也都被日军占有。图44-4中右图所示为当时日军机关在租界地区的分布图。必须要说明的是此图并不精确。在汉安里周边,盐业银行大楼在日军进城初期曾作为岗村宁次的军司令部,后来用作日军的华中方面军的军需机关。金城银行大楼的初期是作为军特务部,其实就是汉口的最高行政部门。虽然伪汉口市政府设在汉口商业银行(南京路和胜利街口的原武汉图书馆),但那只是个傀儡,几乎所有的决定权都被“特务部”所控制(图44-5)。
       
       日租界的情况其实很惨,在中国军队撤出汉口之前执行“焦土抗战”将日租界中的主要建筑炸毁,整个日租界几乎成为废墟。日本人进城后花了7年时间,将其中一些建筑修复或重建。然而,1944年12月的美军大轰炸,又将其彻底抹平。所以我们现在在原日租界所能看到的“历史建筑”仅是当年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几栋建筑。所谓“焦土抗战”是一项颇受争议的政策。比如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大楼其实完全应保留下来,却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奉命炸毁了。日租界中那些被毁的建筑都是在中国领土上,使用中国的材料,由中国人所建成。历史证明即便是日本人暂时使用了这些建筑,最终他们会回到中国人手中(图44-6)。
        而另一方面,当时大量的军用物资和粮食却都没有转移。据现有资料记载,大冶铁矿在沦陷前,存有6万多吨铁矿砂,居然没有转移而被日军全数运回日本。沦陷前汉口三大打包厂(和平、隆茂、利华)库存的棉花达120万担(一担为100斤)。同时还有大量桐油、猪鬃、牛皮等重要物资都留给了日本人(邓葆光,武汉沦陷大量出口物资被日军掠夺,《湖北文史资料》第16辑第963-966页)。
       其实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岛国,是根本无力与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而之所以其敢于挑起这场战争完全是被中国“惯使”的。远的我们就不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使其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东三省。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巨额利益所带来的诱惑使得日本未能认清自己的短板。以至于日本军方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才意识到打仗是需要实力的。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由于实在找不到钢铁来源,在武汉的日军竟然在一夜之间将武汉主城区(汉口和武昌)的下水道的铁盖板撬走运回日本(张孟青,日军在沦陷区掠夺金属物质纪实,《湖北文史资料》第16辑第959-962页)。
       再来说说汉安里,日军在里分中强行把居民撵走,不走的人就地正法。然后将家中的家具等物件全都抢走。相比于80年前日本人做法,前些年的“CQ运动”就已好了太多。虽然也是把汉安村的居民赶走了,但决不会把人家值钱的物品和家具都给搬走或者给那些不愿走的人吃枪子。同时还会给居民一定的补偿,办理一些相关的法律手续。虽说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事件,但就强抢占房子这件事来说,这也许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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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9-2-26 11:43:35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的星空 发表于 2019-2-12 00:26
    汉安村的故事(43)
        1938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隆隆炮声由东向西的逼近,武汉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此时的 ...

    据网友老调重弹(田老师)考证,武汉沦陷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十月二十六日。我将有一篇文章来支持田老师的观点。仅供参考。当然,官方目前是取十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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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9-2-26 11:47:04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的星空 发表于 2019-2-25 14:06
    汉安村的故事(44)    1938年10月24日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在军委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弃守武汉。至此 ...

    汉口市政府大楼炸了太可惜了。
    你的观点是反正这些楼、地皮,鬼子也搬不走,我们打回来后还是我们的——鬼子不炸的话。
    这话有道理。
    但这种炸楼的做法也反映了当年政府对抗日战争的前景不明朗,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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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2-26 14:50:32 | 显示全部楼层
    依然好帖。好文好图好史料。再行点赞!
    正如上例报载,时法租界确为真正“孤岛”,似同上海租界。尤在沦陷之初,生活尤其艰难。从10月26日夜起,日寇切断全汉口供水;至11月5日才开始恢复供水,直到12月15日,基本恢复占领区华界供水,然仍断绝非占领区法界供水。租界当局10月就已请求上海法使馆紧急救援,求得到时中国海关当局特遣一艘泵船驰援汉口,泊于法界江边,就此勉强向法界供水达三月余。如图,法界居民(包括避难民众)或在江中挑水,或排队取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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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2-26 22:48:23 | 显示全部楼层
    麦壳儿 发表于 2019-2-26 11:43
    据网友老调重弹(田老师)考证,武汉沦陷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十月二十六日。我将有一篇文章来支持田老师的观 ...

        关于日军进城的时间田老师是对的,整队进城是十月二十六日。但中方二十四宣布弃城,二十五日最后一批留守部队撤出。同时当日巳有日军小部队进城,但正式进城是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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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6 22: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麦壳儿 发表于 2019-2-26 11:47
    汉口市政府大楼炸了太可惜了。
    你的观点是反正这些楼、地皮,鬼子也搬不走,我们打回来后还是我们的—— ...

        谢谢麦版参与讨论。炸毁旧汉口市府大楼只是当时执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其中的一例。当时计划要炸的还有日清洋行和正金银行,在武昌要炸的有武汉大学,第一纱厂等。以后世人的视角来看焦土抗战得不偿失。但在当时只是想以此显示坑战决心。这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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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26 22:5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楚老汉 发表于 2019-2-26 14:50
    依然好帖。好文好图好史料。再行点赞!
    正如上例报载,时法租界确为真正“孤岛”,似同上海租界。尤在沦陷 ...

         谢谢楚老提供珍贵的资料并参与讨论。八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那些前辈们所经历的故事应该能对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所思应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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