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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武汉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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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安村的故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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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8-12-3 15:07:4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十分活跃,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李汉俊等都是当时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在工人运动讲习所有哪些活动,起了哪些作用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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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 17:19:26 | 显示全部楼层
    荆楚邮艺学会 发表于 2018-12-3 15:07
    谢谢分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十分活跃,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李汉俊等都是当时工 ...

       谢谢郭老师提供信息。汉安村的工人运动讲习所旧址是现在全国仅存的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历史存留建筑。其教员包括当时几乎中共所有领导人。这段历史的确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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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7 14:36: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8-12-17 23:2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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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安村的故事(40)
        在前面几篇故事中我们谈到在大革命时期(1926-1927年)汉口小学的成立以及作为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一处重要活动场地。最近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五部文件(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和民商部),了解到汉口小学不仅是当时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当时妇女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从这些文件内容我们可大致窥视到大革命时期(1926年-1927年)武汉妇女运动的情形。当时妇女运动是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宋庆龄和妇女部长何香凝为领袖,汉口市党部年轻的妇女部长黄慕兰为具体执行者(图40-1)。
         1927年4月29日国民党中执委妇女部下发了两份文件:第一份是对汉口小学的(看来汉口小学是个好地方,总是遭人惦记),即“中央妇女部致汉口小学函《为设立贫困妇女施医所,请借地址》(WUBU REEL 24 #2399)”第二份文件是给姚敬诚的,暂时没有查到这个姚敬诚何许人也,猜想是当时汉口经管所谓“逆产”的负责人。该文件的内容就是要求从手续上完成汉口小学的借用程序。该文件为“中央妇女部致姚敬诚函《请借杨坤山房屋,设立救护班及赠医所之用》(WUBU REEL 24 #2400)” 其内容是告诉我们之所以要借用汉口小学是因为这地方是杨坤山的房屋。老武汉人大概都知道杨坤山是汉口和记洋行的买办。杨作为一个成功商人,不仅是一个洋行的买办还是汉口的大房地产商,在汉口拥有多处房地产。在当时以其买办身份,杨坤山的房屋属“逆产”无疑,那是铁定要被没收的。另外,所谓“施医所”或“赠医所”是一种为贫民设立带有救济性质的医疗机构,一般不收钱或少收钱。这里所指的是由中央妇女部主办的专为贫困妇女、儿童服务的医务所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一所面对平民的妇幼保健医院。此举反映了当时妇女运动的领袖们认真贯彻孙中山先生扶助工农的政策,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并以切实的行政手段为妇女解放做实事。
    其实在发现汉口小学之前,中央妇女部就曾为另一处被军队所占据的房屋进行过交涉。其文如下。1927年4月22日“中妇部致于书记长函《腾让房屋为妇女部办事处。附中秘处覆可拨四间及中执委致第十五军军长函稿各一件》(HANKOU reel 15 #1643)”其内容如下:
    迳啟者:本部现办贫苦妇女赠医所及工人学校未觅得地点闻贵处前向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处拨来济生三马路逆产房屋数间请拨出四间为赠医所及学校地址 经承面允 谨请代函现驻该房屋之军士即行迁出以便应用为荷。此致
    于书记长
    中央妇女部
    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执委对上述报告的批复如下:
    迳啟者:经查济生三马路希昌里第九号查第十三号房屋经贵军长函复拨与本会惟该处尚有兵士驻扎尔为此函请查照饬令该处兵士讯即迁出为荷。 此致
    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
    中国国民党中执委
       文中所称的于书记长即为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于若愚秘书长。由中执委出面要求国民十五军军长刘佐龙让出希昌里9号及13号两处房屋。但刘军长似乎并不买帐,三天之后的回复如下。
       “1927年4月25日“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复中央妇女部函《函复不能代觅逆产房屋》(WUBU REEL 24 #2398)”
    看来军方的人确实是不好商量。好在当时汉口小学还未被军方占领,且又是无可争议的“逆产”因此才能名正言顺的使用。几个月后,汉口市教育局认为妇女部所办的平民医院不应占有全部的汉口小学同时包括同丰里的房子,因此发文要求妇女部让出部分房子以供学校之用。其文于1927年7月6日发出“汉口市教育局致中央妇女部函《函以杨坤山房屋兴办小学与施诊时间不冲突,请让余房》 (WUBU REEL 24 #2407)”。然而,房子在当时属稀缺物质,岂有让出之理。于是一周之后,妇女部的答复如下:
      1927年7月12日“中央妇女部复汉口市教育局函《復赠医所房屋不能迁让》(WUBU REEL 24 #2408)”
    其实妇女部要房有两个目的,除办平民医院外,还要办以提高妇女职工文化的“工人学校”。利用汉口小学和同丰里的住房来办个妇女培训班的确是个最佳选择。这事要换作是你,你会让吗?在这里要澄清的是在汉口小学所办的赠医所和工人学校与当时宋庆龄在武汉所创办的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不是一回事。1927年2月为了培养和提高全国妇女干部素质,在武汉开办了一所正规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宋庆龄亲自上阵,邀请当时各方著名人物作为讲课老师(江峡,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在武汉 武汉文史资料-政治军事卷,第305-310页)。图40-2所示为当时开学典礼的盛况。然而,当时在国民党内部,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的政治理念不一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的态度截然相反,使得学生、教师及管理者产生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当年的“北伐”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功应归功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的实践中,宋庆龄深知共产党的功不可没,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清党”。宋庆龄知道自己再也无力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完成孙总理遗愿,最后宋庆龄退出训练班。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已面临“宁汉合流”。宋庆龄决定将训练班场地改为伤病医院,如下文所示。
    1927年6月6日“中央妇女部致中执委函《报告妇女党训班结束日期,以便用班址安置伤兵。》(HANKOU reel 17 #1907)”其内容如下
    迳啟者:兹据伤兵救护会办事人称该会会议以现在伤兵人数过多病院地方不敷安置故孙夫人拟将妇女党务训练班校址拨出为安置伤兵之用。查该班奉中央令在六月内毕业,现特定于本星期内将该班结束,学生另设法安置以校舍收容伤兵。诸此呈报希力察鉴 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妇女部
    何香凝
    十六年六月六日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地址在汉口四唯路5号。90多年过去了,这个地方已发生太大的变化,原址现在已找不到了。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已有大量回忆文章,目前也还能找到一些相关的历史建筑。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妇女运动并不逊色于工人运动。只是相关历史资料未能得到及时的收集、整理。对于四唯路5号的这栋建筑,若有知情者请提供信息,在这里谢了!
       
         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的另一个值得赞扬的是“放足运动”。当时的中央妇女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展“放足运动”。黄慕兰就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黄慕兰回忆录,第四节风云际会)。由于强力推行放足使得普通妇女的观念得以改变,这对于发挥妇女的潜力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1927年8月武汉国民政府撤销,中央党部迁往南京。中央妇女部也必须迁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妇女部要求省妇女部继续做好“放足运动”(图40-3)。
        现在还是回到汉口小学的问题上来。同丰里和汉口小学的产权问题更复杂了,现在共有三种说法:1、产权为袁克定所有(刘仲衡,《在董老哺育下的湖北“人社”》;2 、产权为陈椿堂、王维周和袁兴臣共同投资(徐明庭,《百姓里分》346-349页);3、 产权为杨坤山所有(国民党五部文件1927年 #2400)。也许三种说法都成立,只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拥有其产权。总之,要确定任何一种说法都还需更多的史料来证实。另外,在汉口小学和同丰里办贫困妇女赠医所和工人学校是当时提高妇女素质和解决就医问题所做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搞清楚这段历史对于了解当时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联合领导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是有价值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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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8-12-21 00:07:1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
    楼主下了好深的工夫,找出这么多的历史文件,来说明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先生的发动和重视下,所呈现的活跃气象。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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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1 10:14:20 | 显示全部楼层
    荆楚邮艺学会 发表于 2018-12-21 00:07
    谢谢分享!
    楼主下了好深的工夫,找出这么多的历史文件,来说明大革命时期武汉妇女运动,在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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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郭老师参与讨论。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妇女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得如火如荼,培养了一大批妇女骨干。据汉安村中老居民介绍50年代初时,林祥谦夫人曾专程来到汉安村寻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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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1 23:57: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9-1-1 09:32 编辑

    汉安村的故事(41)

        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1926-1927年)武汉成为当时的首都和革命中心,在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工、农运动,参与“北伐”打倒军阀和封建势力的战斗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伐”的总体战略是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制定的,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对抗有国际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辅助工农,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多次失败之后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打仗是要花钱的,孙中山曾找过欧、美、日本借钱,但人家不借。因为在当时的列强看来,一个混乱的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最有利。最后是由当时的苏联出钱、出人帮助孙中山统一中国。事实证明,三大政策是“北伐”能够取得初步成功的战略性保障。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击败吴佩孚夺取武汉三镇的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出现分歧。首先是在建都的问题上,当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将首都定在武汉,而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却不愿意来武汉受到左派的制约。后来的事实证明,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历史总结出的真理,最终民政府定都于南京。“北伐”初期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当时的共产党人都任职于国民党内,在帮国民党打江山。如毛泽东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董必武是国民党湖北党部的常委和中执委的候补委员。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当时武汉国共合作高潮时期的见证(图41-1)。

        “北伐”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当时党的一切行动方针都需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武汉,苏联代表鲍罗廷就是共产党的太上皇。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套路在进行。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区红巷13号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该处的建筑原为晚清张之洞所办“北路小学堂”旧址。所幸的是当年使用的主体建筑绝大部分保存完好,1959年湖北省政府决定在原址建立纪念馆。这几十年来,该处历史建筑得到完好的维护和修缮,同时也成为武汉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图41-2)。

        武汉工人运动讲习
    (工讲所)相比于农讲所,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其实武汉工讲所要比农讲所开办的时间还早(1927年1月),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引起重视。下面一段文字取自1927年1月20日的汉口民国日报。

    △工人速成班定期开课(人民社消息)汉口特别市党部为养成一班工人下级干部人才,特假汉口中学开办一所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开课,以四星期为毕业,每星期三十六小时,其课程及演讲人,业已决定,兹探录如次:(一)工会组织工作刘少奇,(二)工会经济问题刘少奇,(三)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案袁大石,(四)经济学浅〈说〉许之桢,(五)三民主义李汉俊,(六)社会主义浅说周唯真,(七)湖北工人生活状况及经济争斗问题许白昊,(八)劳动运动史李立三,(九)中国民族运动史陈潭秋,(十)工会应用文林育南,(十一)工厂法及工会条例胡忠民,(十二)国民党农工政策董必武,(十三)工人之教育工作项英,(十四)工会宣传工作林育南,(十五)中国国民党史詹大悲,(十六)国民政府经济状况恽代英,(十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张国焘,(十九)集会演讲练习(每日一小时),(二十)作文识字技术工作练习(每日一小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据说50年代武汉市有关部门曾经有寻找武汉工讲所旧址的计划。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文革时期受刘少奇遭迫害的影响,无人敢再提工讲所的事。直到文革过去多年之后,旧事重提,但已是人过事非,许多当事人已离世,大量历史建筑被毁,为寻找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讲所旧址增加了难度。80年代,有一篇文章提到当时的工讲所在汉口同兴里(源清,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在武汉,第19页)。但据史料记载,同兴里建于1928年完成于1932年,显然1927年举办的工讲所不可能设在同兴里。比较一下繁体字的同豐(丰)里和同興(兴)里,疑是有人将同豐里误认作同興里了。最近,李桂芳 在《人物春秋》2018年第二期上有一篇文章“1927年刘少奇在武汉”(见附录1),其中明确讲到第二期工讲所的地点在同丰里。实际上早在2011年,武汉文史专家徐明庭老先生在《同丰里、一三里和工人运动讲习所》(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第八期)中已明确指出了武汉工讲所的地址(见附录2)。第一期在汉口中学(现在武汉市第六中学),第二期则迁到同丰里(图41-3)。

        只是当时的同丰里是指的汉口小学(现为汉安村的一部分)而并非现在的同丰里。 有关这极易混淆问题我们在以前几期中曾多次解释和澄清,此处不再重复。有关第二期工讲所开办的时间也很明确(见下述《汉口民国日报》)


    △工人讲习所继续开办(人民社消息)省市两党部,前为养成指导工人下级干部人材起见,曾在武昌汉口两处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一班,毕业后,旋开办工人训练速成班,已于上月二十四日宣告毕业,一致分送各县,实行工作,成绩斐然。乃因经济关系,未能继续招生,致各方学生,请求容纳,函件日必数起。省市两党部鉴于客观环境需要,昨(十三日)由省党部工人部部长周廷墉、市党部丁觉群、总工会许之祯等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开办,经费一千四百元,学生八十人,并组织筹备处,关于校中一切设施,经费支配等项,均已由该处担任,大抵不久招生开课云。(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日。


        由上述内容可见第一期已于2月24日结业,正在准备开办第二期。办班是要钱的,原准备办个80人的班需经费1400元。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两周后,又决定扩招至240人。经费则增为2万元,并要求中央军委发给枪支。其内容如下,

    △省市党部工运讲习所筹备招考二期学生,原有八十名,扩大二百名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客观之需要特□设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工人运动实际工作人才。前会开办第一期毕业后,均经总工会派往武汉各工会及附近各县工作。现在各县需要有职工运动经验人才甚切,并选学生来所学习之函日必数起,工所将救济此种实际情形起见,现决拟将原有计划改变,积极筹备招考第二期学生,学生原有八十名,扩大为二百四十名,依全省各处工运之发展需要,由省市两党部,通知各级党部选送至各县市学额,由工所提出交省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经费原有七千元,增为二万元,已由省市两党部呈请中央党部拨给,并呈请中央军事委员会发给枪枝二百五十杆,子弹二千五百排,以便施行军事训练。闻该所现正招考第二期学生,开学期间,至迟四月二十日云。《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日。

        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经费极度缺乏,2万元已不是一个小数字了。另外,当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第二期班开始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党”,随即武汉的夏斗寅叛乱。当时的工讲所学员随同武汉军校的学员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乱的战斗。接着,武汉的汪精卫也加入“清党”的队伍。武汉工讲所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控的,并借此发展工人武装。按上述4月3日的招生广告来看,若开学日期未能提前,则第二期工讲所的学员很难完成规定课程,按时毕业了。尽管如此,该花的钱还是花了。1927年11月3日,已迁至南京的国民党中执委致中央工人部函(#4917.2)《为函告工人运动讲习所积欠一万三千元,经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决议由工人部分三个月支拨》。欠钱总是要还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主持工讲所的共产党人都转移至地下了。
    1927年1月20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的招生启示中共设置有20门课,其中介绍了主课的15位教员。其教员名单如下:刘少奇、袁大石、许之祯、李汉俊、周唯真、许白昊、李立三、陈谭秋、林育南、胡忠民、董必武、项英、詹大悲、恽代英、张国涛(图41-4)。

        在这十五人中,除袁大石、周唯真和胡忠民三人外,都是当时共产党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和张国涛为中共一大代表。刘少奇、李立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和恽代英都是当时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其中林育南是林彪的堂兄。在通过统计这些人的籍贯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结果,在上述人物中,除董必武之外的所有湖北籍工人运动领袖们均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牺牲了,如陈谭秋、李汉俊、项英、林育南、詹大悲、许白昊和恽代英。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湖北籍的革命先辈们为今天的胜利所付出牺牲则是不争的事实。
        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虽然开办的时间并不长,却不仅为当时的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同时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输送了一批有文化、懂政治的中、高级军事人才。武汉工人运动的这段历史与当时的农民运动一样值得我们纪念,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先烈们值得我们缅怀。建议在原址保留现存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重建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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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1-13 22:23: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武汉的星空 于 2019-1-13 22:27 编辑

    汉安村的故事42

        在汉口的老里分中像汉安村这样多次更换业主、变更名称的并不多见,同时还历经过许多武汉重大历史事件,且保留至今的里分恐怕就仅此一个了。据史料记载汉安村的前身为宏安里(其中包括汉口小学部分),由盐业银行在30年代初收购后改名汉安里。其间汉口海军联欢社就设在汉安里。《申报》于1933年1月25日第9版有一篇有关汉口海军联欢社的报道(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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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报道提供的主要信息如下:1933年1月25日,由当时的海军鱼雷舰队司令马寿廷召集泊汉的军舰舰长们在汉口的海军联欢社开会,主要讨论长江水上的治安问题。当时为何要召开这样一个海军的会议?这里有必要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30年代初的中国。
        研究民国史的人常将1927年-1937年的十年说成是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其实贯穿中国的民国史(1911年-1949年)始终存在外患内乱,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停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吞东北三省。接着于1932年又策动上海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富裕的东南部发起试探性的进攻。在内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各路军阀们都至少在表面上诚服了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另一方面,由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原本已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机关转移至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一帮留苏学生夺取了红军的领导权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3年正是蒋介石亲自挂帅准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期。由此可见,在汉安里召开的这个江防会议绝非仅为水上治安的问题,而重点应是防范红军沿水路转移。
       海军联欢社应是源于英、美的海军俱乐部,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海军内部人员或家属一个举办宴会的社交场所,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会所。理论上说凡是有海军停泊的城市都会有海军联欢社。在民国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北京海军联欢社和上海海军联欢社。
       先来说北京的海军联欢社。民国初年大约是1912年,由当时海军部租用位于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即晚清大学士那桐的私宅。据那桐之孙晚年记述,那家花园曾是北京一处著名景点。光绪皇帝,及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等经常光顾那家花园(张寿崇,《那家花园话旧》,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第120-128页,2000年)。在花园的西边有几间西式洋房,里面陈设西式家具并配备能做西餐的厨房。当时的海军联欢社占据了整个西大院。北京的这所海军联欢社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记住,源于两件事。其一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其实是孟加拉人)访华,中国的文化界人士,由胡适牵头曾在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举行欢迎宴会(图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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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访华被视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盛事,徐志摩和林徽因作为主要翻译而全程陪同。由于众多文人参与此事,北京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留下了历史记载。其二是1922年王庚和陆小曼在北京金鱼胡同海军联欢社举行婚礼。王庚何许人也?据查其人为出身官宦之家的读书天才,在清华读书时被选入公费到美国留学,先后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在普大拿到文学学士后,又到西点军校深造,与曾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是同学。回国后很快晋身为少将军衔。至于陆小曼,相信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不会陌生。陆小曼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为晚清举人,后到日本留学。幼年时陆父专聘一位英籍女教师教授其英文和法文。陆小曼十几岁时已能熟练用英、法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十七岁时被时任外长的顾维钧选中作为当时外交宴会的接待人员。所以王、陆联姻成为当时京城的一段佳话。(图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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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彻底使这个看似美满的童话破灭。由于王庚军务在身,常年在外,而诗人徐志摩为文界新秀,风流倜傥,很快获得陆小曼的芳心。王、陆结婚两年之后离婚,陆小曼成为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然而好景不长,徐志摩在1931年1月19日为赶赴林徽因在次日的演讲,不幸飞机失事身亡。此后,陆小曼失去经济来源,加之其已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使其身、心具疲。而王庚在淞沪会战时因临阵出走,被日军俘虏以至泄露了军事机密,为此入狱一年,其后虽仍在军中任职,却忧郁而终不得志。这个故事中主要人物令人唏嘘的命运当然和北京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无关,但故事的起点却令人难以忘怀。随着北洋政府垮台,北京海军联欢社的价值随之下降,最后以致无钱继续租用那家花园。最后这所房子由北京盐业银行总经理王绍贤租住。海军联欢社与盐业银行的渊源或许来自于此。解放后,为建和平宾馆那家花园被毁,至此,北京海军联欢社旧址消失。

        上海的海军联欢社建立的日期稍晚于北京。据《申报》1919年6月26 日记载于当年6月在静安寺路马霍路口(静安寺路102号)购得洋房一所作为上海海军联欢社新址。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多次在此接待来访的外国友人。1928年之后南京政府的海军部及其他部门将此处作为一个对外联络的窗口和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图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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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流传的一个帖子在寻找当年的上海海军联欢社。据其称民国时期在上海海军联欢社中曾展出有一件甲午海战中被作为临阵脱逃而处决的方伯谦的一件血衣。方氏后人拟以此血衣为据为方管带鸣冤叫屈,声称方当时是奋战在前线,并非临阵逃脱。但仅凭一件血衣是难以推翻一件已被列为重大史实的历史陈案的。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重大案件其实并非都与史实相符。定错不难但要纠正却极为不易,尤其是事隔多年。但愿方氏后人能找出有力证据为其祖先伸冤。随着时代的变迁,以砖木结构为主的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也已让位于现代建筑而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海军联欢社是在福州的马尾。马尾可以算作中国海军的摇篮。晚清时这里就设有船政局,其中就建有海军联欢社。中国第一个海军制造研究社就在当时的海军联欢社内成立和工作。这里不仅研究和制造舰艇而且还有飞机。1918年他们就制造出国产的水上飞机。当然这批人都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工程技术人员。抗战时期(1941年),为执行“焦土抗战”的政策,马尾海军联欢社被烧毁,仅存储材井(图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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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来说说武汉的海军联欢社。其实,早期的武汉海军联欢社是设在武昌鲇鱼套的海军司令部。据当时大公报1922年7月26日的报道,为解决当时海军军饷问题,地方政府与海军有一系列互动(图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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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有人问,本文开头说到的“江防会议”究竟是在哪个海军联欢社举行的?是在武昌鲇鱼套还是在汉口汉安里?据该报道所说的是在汉口海军联欢社,而1930年代,盐业银行已收购了汉安里的地皮,因此会议是在汉安里举行无疑。综上所述,北京、上海和马尾的海军联欢社均有料可爆,汉口海军联欢社也是大有其料的,绝不仅仅是举行了一次“江防会议”。其一就是抗战时期,在武汉会战时,由于当时90%的军舰在江阴会战时已被日军飞机击沉,中国海军中以曾国晟为首的一批设计和制造水雷的专门人才集聚在汉安里的海军联欢社中用水雷阻止日海军顺江而下的企图,为顺利转移战略物质赢得宝贵的时间(王衍绍,《抗战期间海军制造水雷概述》,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1995年第109-112页)。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由于当时战事紧迫,曾国晟他们在汉口汉安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此地所拟定的运用大量水雷的战术的确为实现武汉会战的战略目标立下不朽功勋。在汉口海军联欢社发生的另一个故事是在中国军队弃守武汉,日军进城之后,国军某舰艇军官在靠近江汉关附近江面被日军俘虏,押往盐业银行临时拘押。期间由于他知道盐业银行后面的汉安里有个海军联欢社,因此轻车熟路地逃了出来(江家驺,《保卫大武汉时我在海军作战的经过》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8-9期 57-59页)。

       汉安里的海军联欢社的故事发生在80-90年前,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然而所幸的是这些建筑都还在。看看北京、上海和马尾的海军联欢社虽然曾经显赫,但都只能从历史的图片中,或历史记载的文字中去体会当时的情景。而汉口的海军联欢社的历史建筑依然整体保持完好,作为武汉人,对此我充满自豪。另一方面,武汉抗战遗址能留下来的真不多了,当年的岱家山碉堡群极具历史价值但无现实经济价值,最终未能保留。但愿汉安村中这些真实记载历史痕迹的建筑物能保留下来,以便向后代讲述这些历史故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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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9-1-14 12:13:23 | 显示全部楼层

    ‘汉安里的海军联欢社的故事发生在80-90年前,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然而所幸的是这些建筑都还在。看看北京、上海和马尾的海军联欢社虽然曾经显赫,但都只能从历史的图片中,或历史记载的文字中去体会当时的情景。而汉口的海军联欢社的历史建筑依然整体保持完好,作为武汉人,对此我充满自豪。另一方面,武汉抗战遗址能留下来的真不多了,当年的岱家山碉堡群极具历史价值但无现实经济价值,最终未能保留。但愿汉安村中这些真实记载历史痕迹的建筑物能保留下来,以便向后代讲述这些历史故事。’
    上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及收回英租界,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在武汉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故事。难得楼主挖掘出这么多的史料,再次说明这段历史不应被人为遗忘。
    我为楼主的执着点赞!
    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围绕武汉工运史,目前似没有引起史学界重视。希望有关专家、学者,抓好这些课题的研究,毕竟他们有条件更深入地查找档案,更应该比一般市民有能力了解历史,写出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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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1-16 00:27:05 | 显示全部楼层
    荆楚邮艺学会 发表于 2019-1-14 12:13
    ‘汉安里的海军联欢社的故事发生在80-90年前,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然而所幸的是这些建筑都还在。看看北 ...

    这个提议好,感谢谢谢老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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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楼主| 发表于 2019-2-26 22:32:49 | 显示全部楼层
    汉安村的故事(43)

        1938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隆隆炮声由东向西的逼近,武汉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此时的中、日双方都已意识到,在武汉必有一搏。武汉为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处,由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所组成。当时的平汉(北平-武汉)铁路和粤汉(广州-武汉)铁路在此链接形成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另外,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四省:豫、鄂、湘、赣人口众多同时又是中国最大的粮仓。因此,无论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来看,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不能丢!在日本方面,经百年之积蓄,已集举国之力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上海进行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其最精锐的几个“德械师”都被拉了出来,但依然未能阻止日军的攻势。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由于双方军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巨大差距再加上中方在后期的指挥失当,在后世人看来这场保卫战的结果更像是一场单向的大屠杀。尽管如此,这种战况与日本军部要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相距甚远。此时的日本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这场中日之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他们更期望于在拿下武汉之后逼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投降。
       以上就是在武汉会战前中国国内大势。1938年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战时首都。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武汉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人民进行全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在前面说过,凡在武汉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都少不了汉安村。现在就谈谈1938年的汉安村(当时叫汉安里)都发生了些什么。1938年8月4日的大公报登载了一条与汉安里有关的报道(图43-1)。



        这则报道所述的是河南一位78岁老人阮固真捐献3800大洋给设在汉安里9号的振济会第八救济事务所,并要求此款只能用于河南籍遭受水患之灾民。在当时3800大洋是什么概念?在民国初年,鲁迅先生用800大洋就能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抗战前夕,银元的购买力虽已不及民国初期,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巨款。振济会于1938年2月成立,其全称是“振灾救济委员会”是由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救济机构,同时也接受民间的捐赠。在上述报道中,阮先生的捐款指定只能用于黄河水灾的灾民。所谓黄河水灾是指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蒋介石决定破坏黄河花园口一带的大堤利用黄河水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速度。80多年过去了,对于这个人为制造的大灾难的前因后果已有大量史料和研究文章,在这里就不对这一事件作详细描述(图43-2)。

        花园口决堤的最初建议据说是由德军在华最高顾问法肯森豪将军提出。在决堤初期的确对阻缓日军北边的攻势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广大黄泛区的人民造成无尽的灾难。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由黄河水灾所造成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达89万人之多。对于这个死亡人数正确性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一事件是抗战时期的三大灾难之首确为不争事实。除黄河水灾之外的另外两场灾难为长沙大火和重庆防空洞事件。其实除了上述这震惊世界的惨案外,在汉口由于日机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无数房屋被烧毁。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心理上的冲击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图43-3)。

        日本人以为通过这些手段就能征服中国,这其实是对中华民族这个唯一能够以国家形式在世界上存在数千年的民族并不了解。犹太人虽然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但真正建立以色列国却是在二战之后。中国人在本质上是逐利的,即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看似一盘散沙,但在关乎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一切个人的利益,党派的争论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这盘沙子在被中国传统士大夫情怀调和之后变得如同钢筋水泥般的坚硬。坚持抗战就是抗战初期的主流民意。在当年的武汉,在宣传抗战和凝聚民意中,共产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但直到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才成立,其地址设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1号。这里是当时中共在湖北的负责人董必武的租住地。南京沦陷后,南京“八办”撤到武汉,与原来的武汉“八办”合并。此时安仁里的房子已不够用了,于是通过关系将汉口中街89号(现在长春街57号)的原日本大石洋行一栋四层楼房交由武汉“八办”与1938年1月1日正式使用(张炎炳,雷正先,“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一集)。图43-4中的照片均在该楼所摄。照片中主要人物都是中共的领导人物同时也是“八办”的负责人。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时也是“八办”的实际负责人。其他如王明,博古都曾是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同事。除此之外,在这栋楼中周恩来会见了大量外籍友人,如史沫莱特和鲁兹(中文名吴德施)(图43-4)。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不仅与许多外籍朋友重逢,同时也见到一些当年南开中学的老同学,如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吴在其回忆录中也讲述了这段重逢(吴国桢,《夜来临》第135-140页)。1938年2月6日,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白天在武昌阅马场的军委政治部上班,晚上还必须回到汉口“八办”处理党内事务。由于每天要往返于长江两岸,而当时的长江不像现在有十几座桥还有过江隧道和地铁,而只能乘坐轮渡。而渡轮既不能按时开又难以保证安全。于是周恩来找到当地警察局希望能搞到一张乘坐“专轮”的通行证。所谓“专轮”就是为当时市政要员服务的小汽轮,可做到随到随开并且保证安全。当时“专轮”由省会警察局管理,而该局局长正是当年拘捕顾顺章的蔡孟坚。面对当年生死仇人,双方表现都极为淡定,蔡很快为周恩来办好了乘坐“专轮”的通行证(《蔡孟坚传真集续集》第136页)(图43-5)。

        将振济会的办事机构设在汉安里的主要原因是其独特的位置和周边环境。首先要提到的是盐业银行大楼。许多年轻一代的武汉人也许并不知道汉安里(汉安村)在哪里,但鲜有不知耸立在北京路口的盐业银行大楼的。在人们的眼光中这座外形宏大的建筑就是一个银行而已。其实盐业银行大楼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并未经营银行业务,而是当作战时首都的一处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事活动场地。要是打个简单比方的话,当时的盐业银行大楼作用就像今天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功能。沿着北京路朝江边走,在胜利街口能看到的另一栋老建筑是当年的英文楚报馆。1938年的武汉,除了英文楚报继续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当时苏联的塔斯社和英国的路透社也都在此楼办公。继续向前走到鄱阳街,可看到一处古建筑即鲁兹故居。鲁兹(Logan Herbert Roots,中文名为吴德施)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英国剑桥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后被派往中国,长期担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主教。鲁兹故居和圣保罗教堂建于1902年,原教堂在1944年美军轰炸中被毁,1951年重建的教堂最近被拆除。1938年的鲁兹故居曾是一所重要的社交场所,许多外籍朋友,如著名记者斯特朗、史沫莱特、和白求恩大夫都曾在此住过。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要人均为鲁兹的座上客。周恩来和鲁兹的关系要追朔到1927年,周恩来在当年的上海四一二事变中侥幸逃脱后来到汉口在鲁兹家住了数日,后来在鲁兹的安排下安全转移到南昌,领导了南昌起义。这段经历使得鲁兹家族与周恩来维持着长期友谊(图43-6)。
       再回到本文主题,随着战场日益向武汉市区逼近,从北方和江浙一带大量难民涌入武汉。这些难民中有为数不少的专业人才。然而由于战争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因此,帮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成为当时振济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图43-7)。

        大公报的广告发于1938年9月25日,距日军进入汉口的10月25日刚好还有一个月。从上述的文字中看不到一丝的慌乱、恐惧和畏缩。80多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这些文字,依然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在汉安村的主巷道中出现大量来寻找工作的人们,他们或身着中式长袍或西装革履,年龄各异。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都在相互打听汉安里9号在哪里。然而,从9号出来的人们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失望和迷茫。当时的武汉实在是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啦。
        武汉抗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回顾历史,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无数房屋被毁,家破人亡。同时这场战争使得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这种人心凝聚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之源。中国本来可以在二战之后,全力发展经济而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自身太弱,只能成为几个世界强国手中的棋子。今天的中国开始变得强大,但还远远不够。相比于高科技,其实今天中国的发展最需要的依然是人心凝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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