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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八芳华——与武汉同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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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7 21:25: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十八芳华——与武汉同行》,目前收录并编辑大家的来稿,可开列的清单(以当年青春故事时间为序)公示如下:
刘政德  1949
皮明庥  1949
夏奎斌  1950
肖慧芳  1952
    1953
王玉珍  1953
管用和  1955
夏菊花  1955
傅国英  1957
刘富道  1958
    1958
郑举选  1958
何祚欢  1959
冯天瑜  1960
罗雄才  1960
    1962
刘经熙  1963
胡昌华  1963
史青龙  1964
张松柏  1964
钟生华  1965
余启新  1966
崔启建  1966
徐国平  1966
蔡礼鸿  1967
柳大华  1968
王琼辉  1968
罗时汉  1968
刘天华  1970
熊明泽  1970
高双桂  1972
昌庆旭  1972
许向明  1973
傅中望  1974
罗建华  1974
袁厚翔  1974
    1975
    1975
万远明  1977
    1978
    1978
徐祖东  1980
程姣莲  1980
杨德元  1980
莫之军  1980
韩大华  1983
段纪武  1983
    1984
    1985
王秀玲  1986
    1986
李庆中  1986
    1987
    1987
吴忠花  1994
    1997
    1998
    2007
张梦瑶  2012
刘忻妍  2015
来稿有待完善,新稿更是期盼。从19492018,每个年份的人都需参与,组合成70年的城市履历和年轮。目前看来,两头小中间大,30后、40后及70后、80后、90后稿源短缺,有必要扩大宣传,影响武汉更多市民参与。
跟《大路朝天——穿越汉口中山大道》的运作方式一样,每位投稿和提供资料者待出版后可获样书二本。若出版社需要时再向大家发起众筹,则完全听凭自愿,绝不会成为用稿的先决条件。
加油吧!诸位。
谢谢大家!

  • TA的每日心情
    A
    2018-5-27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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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8-3-28 08:23: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柏榴村 于 2018-3-28 08:27 编辑

    楼主划的时间段,将我排除在外,庆幸。18岁是我苦难的年华,也是最难忘的日子,不能书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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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8 19: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划的时间段,将我排除在外,庆幸。18岁是我苦难的年华,也是最难忘的日子,不能书写的日子。

    1931年以前和2001年以后的可以排除在外,你是哪年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何以不能书写?老刘是大手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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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9 19: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学雷锋,送肥下乡

    我发蒙比一般人稍早,18岁时,已是进入华中师范大学第二年了。这一年即1963年的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先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顿时在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
    当时的大学生,肯定是以听毛主席的话为价值取向,无不闻风而动。又逢每个学期有一周的劳动课,就商定以“送肥下乡”的方式,将学校里各宿舍楼的粪便送到卓刀泉一带的生产队去,以这种方式学习雷锋“为人民做好事”的模范行为。
    我们向生产队借来粪桶、粪瓢、粪车,开始了一周的“学雷锋”活动。我们这批学生中间,就有不少来自农村的,这些活对于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相比我和来自城市的同学,显得能干许多,他们麻利的舀粪,再挑起粪桶装车,一天下来手上身上基本能做到“一尘不染”不沾垢物,而我就非常狼狈,衣服上双手上的气味自己闻到都难受。毕竟当时年轻,几天下来,也“炼”出来了。我们的行动也博得社会的赞誉,生产队的社员们又多了肥料,自然高兴,非常热情端茶送水,当时的《长江日报》还对此配上照片作了报道,照片上一位同学拉着粪车抬头向前,我们几位跟在后面,满面笑容。      
    从学校向东通往生产队的路上,还是一片田园风光,“社员”赶着耕牛在水田里耙田,准备插秧。远处的伏虎山林木葱郁,山梁上有好几处石碑,后来才知道那是辛亥首义和创建民国过程中殉难志士的墓园。一眼望去这些墓地的建筑形式各异,也相当精致,令人敬畏。
        这一年也是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公开化的一年,从9月开始,党中央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九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继而提出为了“反修防修”,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早到晚播放这些论战文章时,我和同学们也随着播音员夏青、齐越的语调,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很自然地将向雷锋那样“为人民多做好事”,从而磨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我们的课程学习有了调整,有的文科系直接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理科系到工厂接受劳动锻炼。
        从学习雷锋到学习《九评》,十八岁的我开始从“混沌”中觉醒,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是和整个社会紧密相连的,同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在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接触之中,我体会到他们的善良、宽容和勤勉,认为这些品德和“接班人”的条件是并行不悖的。
    我的十八岁也有一段美好经历——情窦初开,有幸结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她也是我的同学,共同的追求和爱好促使我们走到一起,为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她不幸英年早逝)。难得的是,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一流大学,后来又取得“全奖”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行业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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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31 08:32:31 | 显示全部楼层
    苦练电传发报技术

    1958年秋季,我从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毕业,考取了位于古田四路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汉口机器制造学校。我满怀热情地报到,正赶上大办钢铁运动。我参加筛煤、炼焦炭、筛煤灰等劳动,看到将好生生的铁件丢进“小高炉”,熔化后变成满身窟窿的被人称之为“钢”的东西而欢欣鼓舞。当时我家住汉正街存仁巷59号,记得淮盐巷口的桥口公安分局的铁栅子也拆去回炉。
    当年夏季,在我大姐沈珊那里登记的申请工作手续有了眉目,可以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就业,但通知被我拒绝。随后,武汉市邮政局又有人上门。邮政,人们称之为“铁饭碗”,是人们求之不得的美差。而且我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父亲,原来就是搞邮政工作的,1956年12月我父亲去世后,我家境况一落千丈,我上中学就拿助学金了。如今读中专,虽然母亲奋力资助,但还确有困难之处。考虑当时现状,我只有忍痛割爱放弃到手的学业,去参加工作,为母亲分忧。
    谁知,想退学还万分不容易。学校以计划培养学生为由坚决不予批准。后来,还是区政府和街道书记出面,讲明情况,历经一个月之久,学校才勉强同意我的退学申请。
    1958年9月25日,在妈妈陪同下,我到地处上海路的武汉市邮政局人事科报到,经过笔试和面试后,被录取了。从此,开始了近43年的邮电生涯。
    在上海路邮局食堂楼上,我和一些新来的同伴,参加了电信业务培训班。当时邮局有电信业务。学习的基本功有一项就是将常用的3000左右的汉字电报编码记熟,同时还学一些其他有关业务知识。一个月下来,我以优异成绩结业。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从事报务员业务,当时电信就使用这些电码。直到今天,我还使用“电报码输入法”写作。
    位居汉口闹市江汉路花楼街口对面的江汉路邮局,我在那里当电信营业员,收受窗口用户交发的电报和办理长途电话业务。大跃进年代,我们的业务很忙。当时国家电信通信十分落后,而社会需求又十分旺盛,矛盾非常突出。各大城市之间长途电话接通不易,县城更困难,县以下乡镇就太不容易了。有时一个长话三四天挂不通是很普通的事。江汉路邮局营业点收受的电报还是靠译电员将用户书写的电报稿上的汉字翻译成电码,然后由送报员将电报稿送到位于天津路的武汉市电信局中心报房,再由那里发往相应的收报城市。大约在1959年,这个营业点也装上了美国军用的电传打字收发报机,可以直接上机发报了。当时,陈淑慧、姚应培、王治国、度捷等,都是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师傅。后来,由于业务发展,电报的时间要求很紧,无法先译码再发报了。于是就采取了“直发”,就是不用先译码,由报务员直接看汉字在电传机上拍发电码,发报后再由校对员校对电报稿和电传稿。再以后,由于业务量猛增,就将“直发”改为“盲发”,即看稿发报不留底、不校对。这对报务员的业务技术要求更高了。
    我们每位报务员平均日发报近八千字,月量达二十几万字左右,我的发报速度每分钟最高达75组,即每分钟敲打数码键300次、回行键8次、跳行键8次、间隔键75次,共391次敲打电键。有时业务忙时,如接待重要会议,就要忙通宵。如果有一位用户反映错码,我们称之为“出差错”。对这位打错电码的责任人来说,轻者一个月八元的奖金没有了,重者就可能受到处分。如果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报务员还要担负更大责任。所以,我们确实有些诚惶诚恐地对待每一份电报。
    后来,我们营业厅从江汉路搬到中山大道亨达利钟表店旁边的新局。
    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我晚到邮局一点,工资比报务员少七元钱。我内心一直将当上报务员作为奋斗目标。那时,中山大道的这个新营业点,继承老点传统:通宵邮电全业务营业。我就利用其中一位老师傅发报水平较差的机会,陪他上通宵夜班,苦练电传发报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就能单独值守夜班,而且还当上了报务员,工资级别定为报务员四等二级,由39元提为46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局长常说:“小沈呀!你是高工资了,那些参加工作十几年的投递员老师傅,工资都没你高。”
    局里一位姓谢的老师傅,搞勤杂工作很负责。每晚十一点钟,他就提着一个有几个格子的蓝色搪瓷饭盒,到上海路市邮局食堂,帮我们打宵夜食品,数年如一日,无论冬夏寒暑从未间断。老人家弯着腰提着饭盒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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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 10:5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奔走在城乡之间

        1977年我通过大姐夫找关系上了黄陂刘新集高中,成绩偏科,数理化不行,读不下去,高二冒读完就回了。开始回队生产,被排为弱劳力,跟老太婆一样,一天工分只4分半,心理蛮不平衡。加上我家成份不好,房头又小,感觉受歧视,于是我不安于现状,想学会做一门手艺。
        生产队晓得我刚辍学回来的心情,派我进城去顶了个差事。原来,队里在黄浦路积肥时,因涉及到菜农利益,粪桶和板车被扣压了。请人去周旋,对方提出条件是要我们队里出一头牛帮他们耕藕田。于是,我牵着一头冒得尾巴的牯牛到了那里,具体地方是十大家,雷达学院附近的打靶堆。我在那里勤快做事,放牛多余时间捡些藕和鱼。那边有位菜农蛮喜欢我,还带我到铁道孔附近他家去玩过。有人开玩笑说,他家只有三个姑娘,想你留下来做儿子。半个月后,我让牛驮着捡的藕和晾晒的鱼回家,满有成就感的。那是1980年的春天,杨楼子湾的苦楝、剌槐都发芽抽枝,感觉特别新鲜。十八岁的我,似乎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搞副业总比做农活强,这是我抱定的想法。
        汉口跟黄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陂是汉口人的菜园子。端午进城卖艾蒿、菖蒲,冬天和父亲进城卖铺草,这些事我都做过。
        二哥在后湖一带为生产队放鸭子,我在湖里打了近千斤鸡头苞,挑回家,让它烂一个星期,然后把籽晒干,卖到收购站,搞了一百多块钱。这是相当高的收入了,农民一年喂一头猪也不过如此。我赚了第一桶金。
        过去我们家乡田多水多,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房子。秋天到了,我还到湖里去扯些菱角,前天煮熟,第二天用二哥赌搏羸的一乘旧凤凰牌脚踏车,拖到城里去卖。汉口在我一个乡里伢的眼里是陌生的。我牢记黄陂在北,在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之间穿来穿去以北为坐标,就不容易迷路。菱角二角钱一满杯,有的说要找点,就让他再拿去一二颗。有一天卖完菱角,经过四季美汤包馆,我花钱和粮票买了一笼,吃了一半,把另一半装进杯子里,带回家给老娘吃。这事让老娘念了一辈子,说四季美的汤包哟,油滴了,真是好吃。
        我还和隔壁的一位乡亲,到汉口天声街以二角钱一斤买了五十多斤猪蹄子,走村串户叫卖,一块钱三斤。在彭家嘴被打了围,人都涌上来,我生怕被哄抢。幸亏有一个人主动帮我维持秩序,我好感激他,卖猪蹄时只收了他一半的钱。那次我赚了接近7块钱,跟屋里买了一床大凉席。湾里人好生羡慕,但也有人说我们搞投机倒把。队长还批评了我们。
        1981年下半年,我已经涨到一天可赚6分工了(可折算4角几分钱)。随后农村政策变了,公社瓦解,分田到户搞单干了,队里集体财产一夜之间分光。湾里的榨坊当时没有分,实行轮流榨油制,你家哪天,我家哪天,都是排好了的。我父亲在东西湖径河农场一带放鸭子时,我去帮忙收了一些菜籽,一点点弄回来,记得刘国梁在荡船,还帮我从湖汊过渡。500多斤菜籽,一般要榨160斤油。通常是油给别人,自己留饼做肥。按排班我家不能榨油,怎么办?我就去找原来的队长,要他出面说明天他家要榨油,实际上是把开榨时间给了我家,给了一点饼他作为回报。这样保证了答应农户要油的信誉。这算是我第一次用的智谋。
        农民自由了。我开始进城打工,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航空侧路帮别人盖房子,提灰,做泥瓦匠,一块八一天。记得电视里正在播放审判“四人帮”。做了两个月,我认为这样没出息。接着到砖瓦厂去推土,赚了60块钱,到球场街一家五金店里买了一套木匠工具,按照二哥买回的《木作工程》等书开始学着做些板凳等杂物,有了基础就跟着张师傅做木匠,实现自己做手艺的梦想。那时代表父亲出席过武汉市“重点户”大会,小队要我当出纳,乡干部提出要我跟着他们干。我都没有兴趣,只认定木工手艺。这行手艺对我后来传承榨坊技艺和建博物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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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4-1 14:06:26 | 显示全部楼层


          - - - ' 农民自由了。我开始进城打工,“  ! --  --  --  这句有意思,新中国快卅十年了, 【农民才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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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9 09: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打工妹的一封家书

        1994年,《外来妹》电视连续剧红遍大江南北,男主角汤镇宗、女主角陈小艺成了许多少男少女的偶像。不少农村青年走上进城的道路,我也一样,哼着《外来妹》杨钰莹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希望凭自己学来的制衣技术在武汉打工,为弟弟挣学费,替父母分忧。
          90年代中期汉派服装崛起。私营服装厂的产品一半进入汉正街批发市场,一半进入各大商场超市。当时红极一时的有太和、青春、雅琪、名流、蓝翔、红人、中信、华氏大班等一大批企业,奠定了汉派服装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带动了一大批制衣技工的就业。
       1994年8月份,我荣幸考进了汉口唐家墩唐蔡路的武汉青春制衣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制衣车工。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休息两天,每个月能挣到1200~1800元的工资,是凭过硬的技术与长时间辛苦作业换来的。开始上班15天挣了799元,我高兴坏了,立马跑到唐家墩商场给爸爸妈妈弟弟每人买了一件衣服。
    有时不加夜班或休息时,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姐妹们,三三两两一起邀约着逛街游玩。我喜欢逛地摊书店。最喜欢看的杂志是《青年文摘》《读者文摘》,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梁晓声的《年轮》与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有《茨威格短篇小说选》《茶花女》等书籍,陪伴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寥之夜。
        那时候安装一部电话都需几千元,配带BP机的都是有业务需要的,而能够用上大哥大的,更是率先富起来的款爷范姐们。因此,我主要靠写信联络跟家人的感情。清楚记得第一封信的内容:

    敬爱的爸爸:
    全家都好吧!我来武汉已经有二十天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给你写信。以后我每个月给家里写两封信。我来武汉后,先进了汉正街一个小服装厂。但那个小厂条件环境不好,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活像个地下黑工厂。老板倒是蛮好,但工作时间太长了,每天必须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太没规律了,就是一个小作坊。让人更担心可怕的是万一意外失火了,恐怕连逃生也来不及。干了一个星期后,我没要工资偷偷走了。“出门在外,不管赚钱多少,安全第一。”我永远铭记你对我说的这句话。
        直到我找到现在这家环境优雅而又有规章制度的正规大服装公司。这里工作有规律,住宿条件也很好,八个女工一个房间,这些女孩子年龄都跟我差不多上下,她们和我一样,分别来自武汉周边的郊县与农村。有红安、麻城、浠水、汉川……对,还有来自河南、湖南、四川等地方的。不过武汉市本地的也有不少人在服装厂上班,好多都是国营服装厂下岗分流过来的,比如35O6军工服装厂就来了不少女工。
    爸爸请放心,在外打工虽然辛苦但很开心,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工资待遇也很好,中午晚上吃饭都是免费的,早上我只需1元钱就可以过早,喜欢吃一根油条喝一碗豆腐脑或者吃粉条面条。不加班时,我还是坚持看书学习。爸爸在家要注意身体,让弟弟将来上个好大学,学费我一人就可包揽,再也不用你操心了。如今你女儿长大了,是该回报你对我养育之恩的时侯了。
        另外,厂里前几天出了点事故,有个黄梅县的女孩,晚上下班坐在鸽子笼般的床上吃花生,得意忘形一起身,头碰在了悬挂的电风扇上了,幸亏当时风力不够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头上的血溅得到处都是,把我们吓到了,真是有惊无险。老板的爸爸妈妈立即让厂里男电工一起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并安排一个老乡全天陪护,工资照发,还另外赔了些钱让她回家养好伤再来上班。从这天开始,工厂宿舍内全部用壁风扇,悬挂掉扇全部取消淘汰。这个事件的发生,也增强了老板对员工生命安全的保障意识。
    爸爸,这就是我来武汉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会继续给家里写信,我也要睡觉了,明天早上八点还要上班。再见!
       永远爱家的女儿!此致 
    敬礼
                1994年9月15日晚上8点
           
    四个月后回新洲老家过春节,我不仅为家里每人买了一件衣服,还把攒的五千元钱交给爸爸。在我的带动下,湾子里后来有四五个女孩来到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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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2 08:41:18 | 显示全部楼层
    同学少年的文艺范

    “总听人们话说青春,
    说酸甜苦辣滋味难分。
    我的青春却如一滴水,
    在太阳下发出五彩缤纷,
    我的青春却如一阵风,
    朦朦胧胧就像在梦中。
    ……”
    ——解晓东


    那是一个很文艺范的时代,虽然带点红钢城的土气,但这傻傻的激情就是陶喆歌里的小镇风情。
    1987年春节前夕,我们班自发组织晚会。高中即将毕业,大家受着某种莫名情绪的驱促,特别卖力地表现自己。
    班上一位叫东的女生,性格活泼,口才好,还在校广播站,是当然的主持人。须找一位男同学搭挡。我不知为何也去争取这个席位,这不符合我的性格,这也是年轻时代的不可琢磨,羡慕央视春晚那光彩夺目的舞台。考查的时候我胡乱说了一气,最终在几个竞争者中胜出。可能同学认为我语文成绩好,也可能蜀中无大将让廖化当先锋了。
    荣登“男一号”后,又有同学邀我排练舞蹈,我那时超喜欢踢足球,对舞蹈全不在行。而民是我们班长,各科成绩都好,也是一位舞迷。那时电影《霹雳舞》风靡校园。课间,学校的大喇叭里放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一位绰号“小马哥”的同学就合着音乐走太空步,像模像样的。民的舞蹈全不是这个路数,他醉心的是民族舞,故并不邀请“小马哥”,反而挑我这样全无基础的舞盲。我犹豫了一阵,终于东拉西扯地推掉了。民没奈何,和其他几个同学放学后抓紧排练。其中有位叫波的男生和我一样白纸一张,以此为起点,竟是越跳越出色。不久后和民一起代表学校外出参加比赛,以《母校,我是你放飞的风筝》获奖。
    波眉清目秀,性格温和,后来以舞蹈特长当上了文艺兵。在士官学校进修后,留在了部队。有年春节从青岛回家探亲,带着位漂亮的女兵。
    我没跟着民学舞蹈,内心的原因自己最清楚,我觉得拿不出一套像样的服装。妈妈前段时间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件外套,一这次正好派上用场。可惜的是没合适的裤子搭配。记得有次上体育课,吊单杠,引体向上。我刚抓上去还没拉两三下,就听见围观同学吃吃地笑。我不明就里,勉强完成,落地后顺着同学的目光一摸,才知道裤屁股破了个洞。这次晚会,可不能出这种糗。
    一位叫毅的同学,家里环境较好,有一条很是时髦的直板裤,愿意借给我穿。于是我凑足行头,闪亮登场了。台上,我编制了一个谜语,“唐宋文魁”,打一武汉地名。我以为显而易见,大家居然七嘴八舌总也猜不出,我说出谜底“八大家”后,下面有人还在探讨个中原委。那天,同学们八仙过海,各展才华,有一个伙伴弹吉他,满座皆惊。我虽为主持人,却退隐到黯淡之处。那个手指翻飞的人才是最帅的,我不知下面有没有女生怦然心动。
    当时电影特别是日本电影“草帽歌”的吉他弹唱,让男生女生的眼光在黑暗中发亮。一场张行的演出让那些同学议论纷纷,激动万分,把学业全然抛到九霄云外。有人看演出时蹲在乐池边,放一个小录音机在舞台边沿。于是这一盒现场原版录音,被翻录成无数盒带,滚雪球似地在坊间流传。
    早就听说班上有人弹吉他,今天才得见真颜,竟是身边活生生的人。顺应这鼓荡的心,我毕业后得到的一份礼物,是爸妈送的一把“红棉”吉他。我想,我的心愿如此显而易见,怎能瞒过他们的眼睛?
    从此,我的青春在琴弦上拨响。我疯狂地爱上了你,我的吉他。就像歌里唱的:“你是我池塘边一只丑小鸭,你是我月光下一片竹篱笆,你是我小时候梦想和童话,你是我的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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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5 10:15:21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罹难  投笔从戎
        我的祖籍是云梦。父亲解放前挑着担子在汉口走街串巷“收荒货”,居无定所。那时候的民意三路一带是一片湖塘,低洼潮湿,荒凉不堪。父亲搭起了一个茅草棚,算是安下了家。我家原来的住地就叫“藕池巷”。 我5岁时发蒙于自治一街47号的私立汉口黄陂小学。
    1961年6月7日上午,我正在武汉市27中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中午回家时听说父亲在挑担翻过中苏友好宫后面的京汉铁路时被疾驰而过的火车撞到了,正在汉口铁路医院抢救。于是,我顾不得吃饭就赶往医院,只见医生护士们正在对其全力抢救。我不能耽误下午的考试,只好匆匆赶回学校。等我考完化学再返回医院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竟然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唉,我这不肖子孙!
    父亲去世时57岁,葬于汉阳扁担山。他的善后,铁道局是赔了钱的,具体金额我已不记得了。当年的一份便笺我还保存着:
         “关于6月7号6次列车于中苏友好宫后面碰伤一位废品营业员胡汉明同志,当时由1114机车司机蔡连山送至汉口医院后3个多小时死亡。但事的善后处理工作如何解决和所用之款项报销等,请与死者之家属研究解决。”
           以后,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更困难了。因此,我没能参加高考,而是留在母校担任了初中一年级四个班的俄语老师。
    1962年国际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东南亚形成了反华包围圈,很多人不愿意当兵,怕上前线当炮灰。我作为老师,平时教育学生要爱国,现在祖国在召唤,我不能言行不一呀!于是就与武汉市27中的九位高中学生一起应征入伍了。我当时的身高是165cm,体重44.5kg,跟雷锋差不多。另外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不能算独子。
    1962年,刚满18岁的我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6月,我收到了一份红色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
    胡水清同志:
    你以实际行动,拥护兵役法,积极地响应征召,担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这是很光荣的。现经硚口区兵役委员会审查,认为你适合服现役的条件。望你接此通知后准备入伍服役,并于七月三日上午八时前来硚口电影院集中。
    硚口区人民武装部
    1962年6月27日
    7月3日,我按时到硚口电影院报到,领取了一套5号(小号)军装。回家与母亲告别后,就到黄浦路汉口兵站去集中。适逢黄梅连阴雨,哪里也不准去。接兵的同志将我们编成连排班,临时指定新兵班长,由接兵的排长教我们打背包,反复叮嘱乘车的注意事项。如有父母等亲属来送行时可安排会见。
    两天后,我们一行新兵就要登车启程南下奔赴军营了。7月6号,母亲老人家艰难地迈着从小缠过的小脚,冒雨淌水从藕池巷赶到兵站与我告别,使我百感交集。不禁想起了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诗句,泪眼朦胧,哽咽难言了。
    告别了母亲和武汉,我们乘坐的闷罐子车轰隆轰隆地启动了,一路向南。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终于到了位于广西黄冕的陆军656团驻地,从此开始了全新的军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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