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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反革命”,武汉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刘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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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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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6-3-24 15:5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太平洋冰块 于 2016-3-24 17:00 编辑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反革命”,武汉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刘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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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武昌守城,“声名大噪”.
         民国四大守城战:傅作义涿州战张学良 ,蒋世杰信阳对吴佩孚, 刘玉春武昌敌蒋介石, 杨虎城西安抗"镇嵩军"。

         武汉作家方方曾经写过一本历史小说《武昌城》,就是以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城,从1926年9月1日到10月10日。久攻不下为背景的,先写攻城、再写守城,全景式的展现了这场战斗中的那些人物,同时也记录了战争的残酷。据史料记载,武昌城之战,国民革命军共俘虏守城将士10235人,缴获了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而革命军付出的代价是,伤亡官兵1127人,其中军官伤亡人数达到97人,可谓牺牲惨重。小说中“马维甫挤到近旁,他看清了车上的刘玉春。五花大绑中,他低头闭眼,面无表情,这是马维甫熟悉的神态。这神态告诉了马维甫,刘玉春会接受自己的失败,但他不会认错。因为,他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马维甫忽然觉得自己羞愧难当。”这位帮助贺姓团长密通城外,打开城门的北洋军马维甫最终选择了从宾阳门上一跃而下。尽管他拥有“此系开城有功之人”的批条,但他忍受不了北伐军背后的那句话:“不能收编他,谁知道哪天他又会叛变长官,出卖大家!”。开城投降的北洋军结束了他的人生。

        1926年7月,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的首要对象,是北洋军阀的要角吴佩孚。北伐军自广东、湖南入湖北,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两月,即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然而,当北伐军打到武汉时,却遭遇重挫。
      那时的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是吴佩孚统治地盘内的一大重镇。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武昌为湖北省省会,二十余里城墙,高三丈有余,城外壕沟深二三米,易守难攻。1926年8月底,吴佩孚的军队由汀泗桥、贺胜桥接连败退。31日晚,北伐军进抵武昌城郊。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与湖北督军陈嘉谟共同防守。
      9月6、7日,汉口、汉阳未经血战即因守军投诚而相继被北伐军克复。吴佩孚率部撤往河南信阳以北。武昌遂成一座孤城。北伐军满以为武昌城可一举攻下。未料刘玉春凭藉地理优势,以一万二千残兵据守孤城,竟与七八万北伐精锐部队顽强相持达40天之久。在此期间,北伐军先是强攻,继而围困。一同被围的还有二三十万武昌市民,很快城内粮食殆尽,饿殍累累。市民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情形十分悲惨。据说督军陈嘉谟战志不坚,战亦可,降亦可。而刘玉春则坚持抵抗到底,誓与武昌共存亡。
      战争僵局受到全国舆论的普遍关注。舆论对城内难民予以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有一些号称“中立”的报纸对守将刘玉春投以敬佩的目光,甚至将其英雄化,誉刘氏为“武昌笼城勇士”,称赞“刘氏以败残之兵,困守孤城,其勇烈洵近世稀有”。一时间,刘玉春竟声名大噪。
       10月9日,唐生智、邓演达与守军河南第三师吴俊卿部订立开城条约。第三师一贺姓团长,  于十月九日晚打开宾阳门(一说保安门),迎接北伐军进城。 10月10日,北伐军进入城后,大多数守军均已投降。武昌城最终被北伐军克复。刘玉春和陈嘉谟相继被俘。武昌城攻破时,刘玉春率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拼死抵抗,直到气尽力竭,伤亡累累。部队被打散后,才被身边的于旅长将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后被革命军擒获。(另一说 ,刘玉春躲入一个教堂,被北伐军的巡逻兵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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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5:5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玉春(图中间穿长袍戴小帽者)被活捉.jpg
    刘玉春(图中间穿长袍戴小帽者)被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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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5: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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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监禁之刘玉春
    刘玉春被监禁处.jpg

    刘玉春被监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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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6:00: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反革命罪” ,此罪鼻祖。


        败军之将刘玉春依然保持着军人的血性,据说面对北伐军攻城将领邓演达,刘玉春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次我的战争行为给武昌带来了灾难,要杀要剐由你们”。北伐军究竟会如何处置刘玉春这位守城司令,自然也再次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为武昌城下激战,革命军伤亡惨重,百姓的死伤也很惨重,所以抓获陈嘉谟和刘玉春之后,革命军这一边军情汹汹,就要公审刘玉春。当时有好多亲共的,亲国民党的一些武汉的民众团体,也是非常义愤,因为确实是围城之间他们也受苦不少,再加上国共双方的宣传,因此就强烈要求进行人民公判,所谓人民公判,就类似于苏联当时的人民公审,就是一定要开个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判刘玉春和陈嘉谟,即可把他们处决。按照当时的舆论氛围,刘玉春与陈嘉谟的命运,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一切仿佛只是一个程序的问题,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其实际由苏俄顾问鲍罗廷主导,对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并最终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对内强化党治,按照苏俄模式进行司法改革,彻底否认此前从西方移植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的观念,积极推进司法“党化”“民众化”和“革命化”,强调“民意就是革命法律”。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法院采用参审制和陪审制,由农、工、商、妇女等民众团体推选参审员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为了回应“民众”要求,决定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并专门制定出一个《反革命罪条例》。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曾经就《反革命罪条例》进行过解释,说是参考苏联的“新刑律”制定的,在反革命罪条例中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家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1997年,整整沿用了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正式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反革命”这三个字彻底从宪法当中剔除。)

         1927年2月10日,就在反革命罪条例获得政府审议通过仅仅一天之后,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即初试牛刀,运用该条例审讯刘玉春和陈嘉谟,审判地点为武昌最高法院,人民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人民”代表15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审判委员会主席。,因“人民审判”“反革命案”的新奇性,引来新闻记者10余人和各界群众300人旁听了本案的审理。上午11时徐谦主席宣布正式开庭,并下令将陈、刘两被告押至委员席前被告栏内。经过四个月关押的陈嘉谟、刘玉春“面貌如昔时”、“衣冠完整”。刘玉春较之以前还略微胖了些,可见其心态调整得不错。细心的记者们还注意到“刘强悍如前,唯陈略现惊恐状耳”。审判开始后先由徐谦对被告人的身份进行鉴别,然后由人民团体的代表刘季良(武昌善后委员会代表)进行“人民论告”,刘季良对陈、刘的犯罪指控归纳为四点:一是抗拒革命军,致起恶战,使革命军及人民受重大损失;二是残杀革命同志;三是困守武昌四十日,放火掠夺,抄米绝食;四是守城时不让人民出城,以人民为护符。综上事实罪不容诛,希望人民审判委员会执行无上威权,以革命之法律立时解决,以为反革命者戒。“人民论告”之后由司法机关的代表梁元方(地方法院检察官)进行“国家论告”,梁元方指控陈、刘的反革命犯罪事实共八项,具体为:一是勾结外国军舰私通消息,并利用外国军舰运输重型武器,里通外国;二是死守武昌牵制革命势力;三是张大吴佩孚声势,造谣布告,盅惑人心;四是放火烧民房数千家,死伤人民无数;五是断绝粮米,饿死人民;六是以欺诈手段反悔和议;七是封闭米店,搜索民粮,有意残害人民;八是压迫革命运动,残杀革命同志。并认为以上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触犯了《反革命罪条例》中的第一、第二、第八、第十等条,当用俱发罪加以处断。控告他们犯有残害人民,占据城池及反革命等罪状,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桩反革命案件,而刘玉春与陈嘉谟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被人民审判的“反革命罪”的鼻祖。
        论告代表陈述完毕之后,徐谦下令将刘玉春带下,分别讯问。徐谦先据两论告代表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详细讯问陈嘉谟。对于两论告的指控,陈嘉谟策略是总体认罪,但又通过具体说明一一加以否认。如陈供称守城系吴佩孚的命令,本人只是执行;对抗革命军,与城外进行联络,使用的是无线电,并未借助外国军舰。也未利用外舰向城内潜运重型武器,攻击飞机者使用的是普通的步枪和火炮。城内给养也无外方接济;军饷由商会接济,向民众搜米乃各部军队所为,并非自己命令,且已酌留民食;城外民房被焚是炮弹引燃,非故意放火;革命同志被杀,我不知道;守城时商会劝降,人民请愿,我因守城艰难,甚愿投降,并商妥了改编条件,并未反悔。
      徐谦又讯问陈现在有何感想,知罪否?
      陈答道,现读革命书,非常觉悟,甚佩服孙总理,并甚信三民主义,深知此前之非,实为惭愧。陈回答完毕,时间已过午后两点,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徐谦遂下令将陈带下,宣布退庭休息。
      稍事休息,下午两点半继续开庭。讯问刘玉春。与陈嘉谟不同,对于两论告的所有指控,刘全部否定,拒不认罪,表现得不卑不亢。其供称自己是临时守城司令,守城乃奉吴佩孚、陈嘉谟之命令,军人自应服从长官命令,吴是间接长官、陈是直接长官,本人只是指挥军队,只负军事责任。至于放火,强夺民食等指控,自己一概不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玉春不仅不认罪,还压根没把反革命罪看得多么严重,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只有革命的人才可能反革命。晚年的刘玉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对此进行过追记:
      徐谦曰:尔何不早降?
      玉春曰: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的大将,见枪响即投降,诸公以为何如?
      徐谦无以对,又曰:尔是反革命!
      玉春曰:汝言又差亦,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
      按照刘的逻辑,只有革命者才有资格反革命,自己本来就不知道革命是什么,也根本没革命过,何言反革命?!
      从法律上讲,刘的逻辑值得我们思考,所谓的革命与反革命原本就是一对政治概念,将反革命入罪本来就有些荒唐。即便非要入罪不可,触犯者也必须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换言之,触犯者主观上必须以破坏革命为目的。而当时的中国,当然也包括陈、刘两人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革命。
      对于刘玉春的反问,对于法理颇有研究的徐谦自然无言以对。于是,只能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接着问刘玉春现在有何感想。
      刘答,在被关押期间读过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甚佩服孙中山,至于有无犯罪,我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因而自觉无罪,不能代人受过。“措辞颇为强顽”。讯问刘用了约一个小时。刘玉春无任何实供。
      徐谦又下令将陈嘉谟带上,让陈、刘当面对质。关于两论告指控的犯罪事实各节,两人互相推诿,互不认供。
      时间不知不觉中已到了下午四时,徐谦见状知道再审下去,也无任何结果,只好草草收场,宣布退庭,择期继续审问。

      经过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庭审。当庭的宣判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所谓的择日再判,实际上就四个字:不了了之。审判后以“守城之罪,不在一人”而未被定罪。刘玉春被俘后的表现和在法庭上“凛然大气”,也确实让不少人产生了悋爱之心,觉得此人是可用之才。郭沫若就直言刘玉春“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一个难得的人物”。
         北阀军总指挥张发奎认为刘玉春为北军旧部,是个将才,可用他襄助军事。于是,请示总司令唐生智。唐说:“如果刘玉春能以友谊为重,为我军效力,马上可以恢复自由!”于是解除对刘的看管,并委任刘为第四集团军军事参议。不久,第35军军长何健将到前线应战,约请刘玉春同行参划军事,唐总司令任命刘为江左军北路总指挥。

         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对于陈嘉谟、刘玉春的案件审而不判,应当是权衡许久之后的结果。为什么会如此大张旗鼓的开场,而悄无声息的闭幕?当时各方说法不一,外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第一个就是刘玉春他的守城表现,和他在庭辩中的一个精彩表现,使得他民间形象越来越高,成为了一种忠义英雄的形象。他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发生了改变。荆沙人士以刘驻防有功亦出面求情。
      第二个是为了给吴佩孚军队,那些高级指挥官留条后路,北伐军也考虑到当时的一个政治形势的发展,吴佩孚和北伐军作战,他是放在一个革命军和北洋政府的一个作战的角度上,他宣称这是叫“南人”和“北人”作战,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作战。所以当时的1925年到1927年的这场北伐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就是一种南北方的作战。如果你确实杀了刘玉春,最后就强化了这种南北对立意识。所以革命军当时也不希望强化这种南北对立意识,而是强调它本身是一场革命,是新旧之争,而不是南北之争。直系军司令靳云鹗及将领等19人自河南联名来电,请革命军主持正道,勿伤南北感情。
        第三当时形势发展太快。大革命的年代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出现,人们的兴奋点和注意力不断转移。   
      更为夸张的一种说法是宁汉对立 武汉国民政府借“刘玉春案”敲山震虎
     对于刘玉春案审而不判,其实还有更为深层次的隐情。根据当时在华的苏联顾问巴库林,他写过一个,《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这本书,他就提到,当时武汉政府制订《反革命罪条例》,名义上是为了审判刘玉春和陈嘉谟,实际上当时宁汉之间对立很严重了,后来蒋介石打到南京之后,那边他也准备搞一套了,用这个东西来威慑蒋介石,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从蒋介石解密的日记里中,2月17号就明确提到说“汉口联席会议”,就是说武汉国民政府确定反革命罪各则,“实则是对余及静江兄,张静江进行攻击,指余为独裁者”。所以他在几天后的一次演讲里头明确提到,武汉革命政府不是标举“反革命罪”吗,他然后在演讲里头就说,他说我是知道革命的,我只知道革命,谁反对我革命,我就视他为反革命。
      聪明的蒋介石充分意识到,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在那个以“革命”为主流话语的年代里,“反革命”的帽子成为独立各方互相攻讦的武器。作为被从宽发落的陈嘉谟和刘玉春,可能永远也不会料想到,自己从事件的主角,悄无声息间成为了政府间的一个随意摆布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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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6:01:4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太平洋冰块 于 2016-3-24 17:04 编辑

    三、感激涕零,决心图报.



        刘玉春后来回忆说,当吴佩孚决定要坚守武昌城时,“诸将领皆言武昌城大兵单,不易守,不如退师江北”。吴佩孚斥责说:“尔等在湖北多年,当为湖北守省城,若弃省城,是弃湖北也。”当吴佩孚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时,刘玉春深知“守城难”,但考虑到自己应该“报答”吴佩孚,遂受命。刘玉春之所以要对吴佩孚“报恩”,乃因两年前,刘一度被北军第8师师长王汝勤排斥而被解除旅长职,转而投奔吴佩孚,,委以“高等军事顾问”等要职。
        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八师师长王汝勤师长密电中枢,说“刘玉春跋扈难驾驭”,免去刘玉春第16旅旅长职务。刘玉春北归至京师不久,就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电请。于是他南下洛阳,竭见吴帅。吴佩孚一见。对刘慰劳备至,即日聘他为高等军事顾问。自此,每日入幕,以备咨询,与吴坦然相对,有如故交。吴佩孚在他不得志之时提携重用,被吴氏接纳并“引为心腹”。这使刘玉春因此对吴佩孚“感激入骨,愿为之死”“所以决心图报者在此,所以始终不渝者亦即在此耳。”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入都设陆军参议厅,刘玉春被任命为参议主任,复任前敌军政总执法。后直系战败,他随吴佩孚南下至汉口待命。 1925年春,执政段祺瑞授意八师师长王汝勤联络湖北将领劫拿吴佩孚押送京师。刘玉春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人向八师军官分析利害,告诉他们不能背叛吴大帅。所以段氏计划未能实现。
       1925年春,刘玉春来到湖北香溪八师16旅防区,取得官兵支持要求恢复其原职,王汝勤师长以众意难违勉如所请,刘玉春依靠吴佩孚夺回第16旅旅长职务。是年8月,吴佩孚在汉阳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寇英杰为总司令,率8个混成旅先去河南,至信阳与国民一军蒋士杰部相持20多天不能进,刘玉春奉令为鄂军前敌总指挥,率八师第15旅(这时他已改任15旅旅长)增援。与寇总司令共拟作战方案,复郑州,取信阳,事竣,吴佩孚下令,任刘玉春为第八师师长。
       1926年6月,刘玉春率本部29团随吴佩孚入京与奉军总司令张作霖会晤,商定进攻南口国民一军之事。会罢,刘玉春奉令进攻南口。事竣以功授“玉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7月,广州北伐革命军向北攻到长沙。鄂军节节败退,自汨罗退至岳阳,再退至汀泗桥。这时吴佩孚仓卒南行,命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军长。刘率随身一团挺进20余里赶赴汀泗桥前线,与北伐军接战。旅长于信臣率13团激战两昼夜,伤亡千余人。后退至贺胜桥。只见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江中尸体漂浮,不见水面。8月25日,自贺胜桥退至武昌。由于多日苦战,服装不整,枪弹不足,狼狈不堪。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这时吴佩孚召集诸将领开紧急会议,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刘玉春这时明知以12000名残兵与七八万北伐军精锐部队相比,力量是多么悬殊!守住城池谈何容易?但他深知事已至此,别无其他选择,必须尽瘁以报吴帅的知遇之恩。所以他临危受命,召集诸将,制定出守城方案:武昌城周围20余里,共有lO门。以河南第三师l旅守城南三门;17混成旅守城东二门;东北城隅据蛇山之尾,地势险要,是全城命脉所寄,以13混成旅负其责,与25师1团共同把守;宋大霈残部2000人扎营山下,为预备队;小东门以八师15旅守之,兼领东半城;城西三门临大江,并北大门的防务,以吴统帅卫队四营守之。刘玉春亲率卫队连、工兵连、辎重排等监视全城,相机支援。部署完毕,命士兵用沙袋塞门,以为防御工事。诸将领命而去,而刘则亲自巡视三周,认为一切就绪,方才放心。就这样,他衣不解带,昼夜巡察。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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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6: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再从正史的角度来看此次攻打武昌城。
       。。。 中央军为迅速占领武汉,确定以第八军为左纵队,以第四、第七军为右纵队。8月19日拂晓发起攻击,22日克岳州,次日进入湖北,唐生智随即决定:第八军之第三、四师沿铁路以西至长江间地区,第七军沿铁路以东经羊楼洞、成宁附近,第四军经崇阳、金牛,分头向武昌攻击前进。
        克汀泗桥、贺胜桥战斗  汀泗桥镇为武汉南端第一门户,一面依山,三面环水,铁路桥自西南向东北横亘于水面,地势险要。自湖南败退的吴佩孚军队近2万人,在汀泗桥至咸宁一带,设坚固工事,凭险固守。8月25日晚,北伐第四军向汀泗桥发起正面进攻,26日上午各部进抵汀泗桥前沿阵地,双方苦战一天,处于胶着,且伤亡重大。晚上第四军采取措施,以第三十六团向吴军阵地实施突击,经过白刃战,突破吴军中央阵地一部,吴军曾数次反击,企图夺回所失阵地。27日拂晓,第四军发起全线总攻击,经数次冲锋与激战,攻克塔脑山、桥东南高地。同时,独立团在当地农民引导下,迂回古圹角抄袭吴军侧后,吴军见势纷纷后退。上午9时许,汀泗桥战斗结束,北伐军打开了武汉天险之门户。
       北伐军克汀泗桥后,第四、第七军分向贺胜桥推进,8月29日发起进攻,战斗激烈,次日凌晨曾白刃肉搏。吴佩孚乘坐火车,在前线督战,以卫队团执大刀压阵,杀后退者。在北伐军猛烈攻击下,吴军退出杨林垱主阵地,继于桃林铺一线顽强抵抗。30日上午,第七军从后侧进攻,第四军从正面进攻,以叶挺独立团从中央突破吴军10余里纵深防御阵地。吴军全线动摇,北伐军乘胜追击,一举克复贺胜桥,打开进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
        进攻武昌城 武昌城方圆数十里,高约3丈,有城门10孔,城外壕沟深二三米,城内蛇山横断东西,易守难攻。吴佩孚所属部队自贺胜桥后撤,一部渡江北逃,有1.6万余人退至武昌。8月30日,吴在汉口再次部署坚守武汉,起用靳云鹗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以刘玉春兼武昌守备军总司令;下辖刘部第八师、吴俊卿部第三师,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二十五师一个团及第一旅之一部。以高汝桐为汉口守备军总司令会同湖北暂编第二师刘佐龙部防守汉口、汉阳,吴佩孚妄图待北方援军到来再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北伐军突破汀泗桥、贺胜桥防线后,乘胜追击,决心乘吴军防守未固、援军未到之前夺取武汉三镇。
      9月1日,第四军全部抵达武昌城外,随后第一军第二师亦抵武昌洪山附近,第七军已抵纸坊、五里界、鄂城一带.第八军及鄂军第一师也自新滩口向汉阳挺进。北伐军形成三面对吴军包围之势。9月2日中午,唐生智在余家塆车站召集李宗仁、陈可钰等各军重要将领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路会攻武昌。以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陈可钰(第四军代军长)为副总指挥。由第四军攻通湘门、大东门一线;第一军第二师攻忠孝门(小东门至东北城角一带);第七军第二路攻中和门至望山门一带。第四军第十二师在洪山担任攻城预备队。3日凌晨3时,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城墙攻击前进。5时许,第二师第五团占据忠孝门附近,第六团占据紫金山以北,并越过壕沟,抵达城脚,开始攀登城墙,吴军以机枪、手榴弹猛烈射击,加之竹梯过短不及城堞,伤亡较重。第十师各团向中和门、宾阳门发起攻击,部队抵达城脚时,天色大亮,攻城部队暴露在敌炮火下,伤亡亦惨重,被迫停止在城池边。进攻望山门一带的第七军部队,也因天亮,暴露在敌眼底,未能接近城垣。6时许各部即停止攻城战斗。
      3日晚间,蒋介石及加伦、白崇禧抵达武昌余家垮车站,召开前敌高级将领会议,确定第二次攻城计划。蒋未及细致分析第一次攻城情况,下令“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会议决定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第七军为左翼,作战区域东起中和门,经望山门,西至江边;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为右翼,作战区域北起武圣门,南接第七军战区,其中第二师负责忠孝门至武胜门,第十师负责宾阳门至忠孝门,第十二师负责通湘门至宾阳门,右翼炮兵置于洪山,左翼炮兵置于武建营附近。根据攻城计划,各部进行紧张准备,每师选出三四百名士兵及10余名军官组成若干奋勇队,每支奋勇队准备竹梯一张,每个队员一支枪一枚炸弹,还有斧子等类工具,并作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叶挺独立团以第一营组成奋勇队,由营长曹渊率领,全营官兵士气高昂,许多官兵留下家书表示:“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虽死犹生。”
      9月4日,攻城部队进入准备位置,在夜色掩护下,越过护城河,隐蔽于城脚附近民房、土坑待命。9月5日凌晨3时,随着炮火轰击,立即携梯冲锋,设法架梯强行登城。守城之吴军已将煤油浇在民房上,发现北伐军登城时立即掷下大批火药包、爆破罐,在爆炸火焰及机枪扫射下。奋勇队登城严重受阻。第十师两支奋勇队至城脚15米处遭敌炸弹袭击,未能接近城垣架梯即已牺牲过半,被迫就地隐蔽。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奋勇队,扛梯冲到城下,敌之炮弹、枪弹、火把猛烈袭击,队员一面英勇还击,一面爬墙,由于敌火力太强,登城梯子过短,激战至凌晨4时登城未能成功,奋勇队亦伤亡过半。
      独立团奋勇队秘密接近城墙,强行架梯爬城,一连长莫奇标在城下中弹牺牲,三连长在梯子上牺牲,官兵前仆后继,伤亡过半。曹渊在最后报告中说:“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但革命军有进无退。”签名时亦中弹牺牲。此战独立团奋勇队亡官兵68人,伤83人。
      第二师第六团奋勇队在紫金山前与敌激战2小时,敌焚烧武圣门外民房,攻城队未能接近城垣。
      天色放明时,蒋介石、李宗仁、邓演达等亲临前线视察,见到战斗的激烈、攻城部队被迫就地潜伏不能前进的情景,也感到硬攻入城无望。正午,加伦来到洪山参加李宗仁召开的会议,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再作准备待机攻取。深夜各部队撤退至安全地带整顿。
      攻克汉阳、汉口  北伐军以第四、第七军围攻武昌的同时,命令第八军和夏斗寅师进攻汉阳、汉口。9月1日,部队于嘉鱼、金口渡江后,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进驻汉阳境内的新滩口,夏斗寅师进驻侏儒山,合向蔡甸挺进。9月3日第八军第四师刘兴部渡江随何键部续进,形成了对汉阳的包围。驻守汉阳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召集军官会议作起义之部署。9月5日上午,第八军何键部开始进攻汉阳守军高汝桐部,刘佐龙部炮兵团于怀善堂、归元寺、河舶所、晴川阁、铁门关一线,掉转炮口向龟山高汝恫阵地实施炮击。激战至下午4时,第二师第二十七团进占汉阳城外。第二十六团占领扁担山。此时汉口守军纷纷渡江支援,高汝桐仍死守龟山、阻滞北伐军前进。深夜,第二师在起义军炮兵团支援下,再次进攻,于6日拂晓占领龟山,克复汉阳。汉阳兵工厂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枪炮制造厂,也是吴佩孚的重要军火来源之一。该厂早在9月1日宣布罢工,并通电全国“不为吴贼造枪械攻打我们革命的战士。”北伐军攻占汉阳后,兵工厂马上复工,为北伐军制造枪炮,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汉阳克复后,唐生智即令刘佐龙部防守龟山,警戒沿江一带,并以一部随何键第二师强渡汉水,进攻汉口。在夺取宗关、集稼嘴、打扣巷3个滩头阵地付出了较大代价,至夜1时,终将靳云鹗守备部队击溃,直趋汉口市区。9月7日晨汉口被北伐军全部占领。
      9月8日,唐生智移前敌总指挥部于汉口西园,即令第三师、第四师、鄂军第一师和刘佐龙部第三团分路追击吴军,相继克复横店、黄陂、孝感、花园、广水。15日起,经过激战、肉搏,北伐军于16日拂晓前占领武圣关。
      围困占领武昌城,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后,武昌城内吴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守军控制争城所有粮食,按军人每日两粥一饭、民众一粥一饭计算,勉强可支持月余。在防务部署方面,编为城哨部队及增援队和预备队。第八师布防于棋盘街东段、造纸厂附近;第二十五师布防于平湖门造船厂附近;湖北第一旅布防于起义门、宾阳门内,并抢修部分城墙,在守兵防地侧背砌以石砖,作为保护墙。在城墙外半腰设置油灯,墙脚根安装爆破罐,沿城昼夜严密防守。
      9月8日晚,叶挺独立团组织一支勇士队攻城,仍未能攻下。次日,配合工兵、安源煤矿工人开始挖掘通向城脚的坑道。
      9月10 日起,北伐军出动飞机向武昌守军散发传单。
      11日,第七军调往江西,围城任务改由第四军接替(17日,由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任攻城司令官)。
      12日,北伐军飞机轰炸武昌军事目标。
      14日,北伐军颁布封锁武昌计划,对武昌水陆交通、通信严加封锁,断绝守军粮食弹药。封锁线附近居民一律迁移,通往城门之通道及其他要道均设置障碍。
      17日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派飞机一架在武昌上空散发传单,敦促城内守军投降。
      19日,攻城司令陈可钰下令步兵炮兵和空军准备发起联合攻击;时因守军曾派代表出城乞和,攻城计划未实施。
      20日,城内守军炮兵复向北伐军射击。自是日起,北伐军每天派2架飞机轮番在武昌上空投弹。
      25 日,孙传芳部马登瀛旅乘船3艘,挂日本国旗作掩护,在黄石港、石灰窑登陆,向大冶前进。刘玉春获悉后,即组织敢死队由通湘门、武圣门、中和门突围,被北伐军击退。
      9月底始,被困城内的吴军官兵到处抢劫民财,寻找食物,豆腐铺的豆子、药铺的薏苡等均被搜光吃净。居民到泥坑挖藕,甚至吃草根、树叶、观音土等。
      10月1日,城外坑道已挖到城脚,纵深50余公尺。拂晓,守城军千余从通湘、中和、保安门冲出,多被击退,唯从通湘门冲出的数百人占领了车站和梅子山高地,经叶挺独立团、第三十六团与其一小时激战,将其全部歼灭。
      1O月3—6日,双方同意开放汉阳门,放出城内妇孺3 000余人。由于出城时争先恐后,有的人落水淹死。
      10月5日,城内守军惶恐不安,停止射击抵抗,陈嘉谟对其部队已失去控制。北伐军常与一些守城官兵在城墙上下交谈,并向城内抛掷食物和香烟。
      10月8日,吴军河南第三师吴俊卿部首先接洽投降。9日中午,吴军贺对廷团长到南湖攻城司令部定下开城投降办法。当夜,唐生智下达入城命令。
      10日晨2时30分,吴军河南第三师打开保安门,因沙袋堆积,城门仅能半开,第三师官兵拥挤而出。北伐军恐失入城之机,各路抢登入城。第二十九团一部用绳梯爬上大东门城楼入城,肃清蛇山以北之敌;第二十九旅一部攀保安城楼入城,围攻督军署和陈嘉谟司令部。第十师由中和门进入。围攻省长公署时,遇驻江西会馆学兵营顽抗,由第十一团击溃。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和攻城司令陈可钰由中和门侧攀墙入城后,即赴奥略楼、中和街指挥督阵。至6时30分,第十师、第十二师部队全部开进城内。当叶挺独立团进抵蛇山时,刘玉春率1 000余人抵抗一二小时,后刘躲到文华大学校长家,被北伐军抓获。7时30分城内战斗基本结束。
      11日,北伐军沿街搜索残兵,守城司令陈嘉谟剃须化妆,企图潜逃,亦被生擒。这次围城战斗,共俘吴军10 236人,北伐军也付出极大牺牲,仅第四军就伤亡1 157人。武汉三镇的克复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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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6:0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坎坷经历, 戎马生涯。


         1927年10月28日,刘玉春解甲回到天津家中。之后曾回玉田老家,为庆贺自己幸免于难,曾在故里石庄唱戏三天。在家乡其间,曾与八里铺兴隆寺老和尚本山交往,经常一起游玩。(一说一度去普陀山出家)。  1932年农历11月,刘玉春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54岁。他死后,其灵柩由天津运回玉田东关,葬仪特别隆重,葬于石庄村东。

         1930年,他在天津撰写出近两万字的回忆录《百战归田录》二卷,详尽地记述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戎马生涯。并印刷出版。


         刘玉春,字铁珊,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1878年3月30日)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县石庄村。父亲刘建恒是位私塾先生,全家依靠其微薄收入度日,家境贫困,玉春八、九岁时,“日则樵采或漉鱼虾,赴市易升米以济日”,夜间,从父就读于灯下。
         14岁时,玉春去口外当劳工,遇到同乡先辈张大儒提挈,得以入山海关水师营学习雷兵。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以雷兵身份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赴朝鲜,与日本侵略军接战于平壤、牙山等地,败不成军,死者无数,他在田沟中匍匐三天三夜,饿嚼生瓜豆,渴饮泥水,几次险些被擒,经苦斗得脱,幸免于难,后被遣回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家乡大旱,日谋一食不可得,17岁的刘玉春向村中长者张云普借制钱300枚,复去山海关当铁路小工,后入山海关武备学堂。在校期间,学习武术、拳击,略通门径。1 920年,入山西常备军左翼马队第一旗第二棚为正目长官。翌年,被选送保定弁目学营专门马科练习。成绩优异,每试必居前五名。
        宣统元年(1909),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调朱庆澜教练新军,玉春随之入蜀至成都,任第十七混成协65标2营督队官。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蜀人激烈反对,金堂县聚众至5000人,谋夺县城。刘玉春奉令前往剿办,率兵40名击匪兵800余,城池得保。一天行至新繁县,刘所属两个连被3万匪兵包围,经5昼夜。援兵隔绝,弹尽粮无,两连长神情沮丧,束手待死。而刘玉春振臂一呼,士气大振,终于突破重围,与援兵会合。五天中经大小40余战,土匪闻“刘玉春”三字无不望风逃窜。这次刘玉春被记大功三次。
         辛亥革命后,经友人介绍得见拱卫军首领王汝贤,一言投契,刘玉春被委以备补军第三营帮带,翌年第四营谋变,委玉春整顿,数日事竣,备受嘉奖,随之升任第三营营长。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爆发,东南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命冯国璋为左军总司令攻南京,命段祺瑞为右军总司令攻芜湖,刘玉春率部随左军前往,他以200名士兵处分对方三万之众,此时,刘玉春任第16旅第32团第2营营长。
         1914年1月,八师奉命镇压白朗起义军,历经7月事竣,翌年,升任八师31团团长。同年4月,袁世凯派员考察八师教育课和内务课,31团最优,记大功一次,下令褒奖,以陆军第八师第31团为“全国陆军模范”。9月移驻马厂。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务总理段祺瑞微服至马厂,召集军官共议讨伐之举,恢复冯玉祥第16混成旅旅长职务,并命该旅为右翼纵队:八师3团为左翼纵队,刘玉春先后被任命为左翼纵队指挥官和进攻北京前卫司令,讨伐张勋。他所属部队首先攻打万庄,敌兵败走,又追击至丰台。这时,刘玉春中暑,发高烧,长官见他病重,令他不必亲往前线。刘说:“病不过死;畏死之名有甚于死!”不听劝阻,带病指挥作战。这时,一枚炸弹飞落附近,砖石腾飞,刘被埋其中,但他指挥若定,毫无惧色。就这样苦战五天五夜,北京平定,仍回马厂。刘玉春得受三等嘉禾章,升陆军上校。
         1920年夏,直皖两军战于京畿,皖军兵败。败军的三个旅均已缴械,唯有一旅驻荆州,旅长刘文明,以种种借口不肯及时缴械。王汝勤师长授命刘玉春为荆沙警备司令,刘机智地追击逃敌,顺利完成缴械事宜,之后他晋升陆军少将,出任16旅旅长。
         1921年5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联川攻鄂(湖北)。督军王占元命湖北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率部守汀泗桥,第八师守鄂西,湘军被八师击退,而川军则包围了宜昌。八师奉令往援,刘玉春为总指挥,率16旅全部及29团炮兵一营沿江南岸进发,而丛箐乱障,蜀道难行,川军无战斗力。追至巴东县东南之大竹坪,纷纷投降。1922年,八师回防。刘玉春叙功授陆军中将衔,给二等文虎章。
         1923年1月,刘玉春随八师移驻宜昌。宜昌是川、滇、黔三省之门户,三省鸦片运出,因为犯禁,所以依托军人包庇。大利所在,彼此争夺,因此这一带经常发生军事冲突。公议设鄂西陆军联合总督察处,专司其事,但非廉正无私威望素著者不能破除情面慑服一切。于是各方推举刘玉春为总督察处处长。刘屡辞不成,最后不得已就任。他殚精竭虑,治理有方,不仅平息各方矛盾,而且一年即报收500余万元,一举解决了第八师、第十八师、第3、第18混成旅的军饷问题,第八师所欠半年军饷也都结清,所余为八师修建营房,建昭忠祠,又为地方助学、办厂,赞助各种慈善事业,一时地方丰足,军民和乐,商业发达,本地区呈现一派太平景象,而他本身则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更不以此谋取高位。他的政绩,他的品行,博得长官奖励,人民颂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奉政府令:免去刘玉春第八师第16旅旅长职务。当时刘听了很吃惊,不解其故,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顶头上司王汝勤师长密电中枢,说“刘玉春跋扈难驾驭”,所以有此命令。开始他想不通,后来想:朋友相处,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必耿耿于怀呢?于是当日交代军务,准备北归。同事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要找师长质问,有的甚至要动武,他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并不是真正爱护我。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他怕有变,第二天就匆匆启程上路。这天正值大雨,全军官兵冒雨送行,待他登上船时,只见本地绅商市民也赶来相送,竞达一万多人,这使他非常感动。
         刘玉春北归至京师不久,就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电请。于是他南下洛阳,竭见吴帅。吴佩孚一见。对刘慰劳备至,即日聘他为高等军事顾问。自此,每日入幕,以备咨询,与吴坦然相对,有如故交。吴佩孚在他不得志之时提携重用,这使刘玉春感激涕零,决心图报,始终不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入都设陆军参议厅,刘玉春被任命为参议主任,复任前敌军政总执法。后直系战败,他随吴佩孚南下至汉口待命。
        1925年春,执政段祺瑞授意八师师长王汝勤联络湖北将领劫拿吴佩孚押送京师。刘玉春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人向八师军官晓以大义,分析利害,告诉他们不能背叛吴大帅。所以段氏计划未能实现。
         1925年春,刘玉春微服走访湖北香溪八师16旅防区,全师官兵一致要求恢复其原职,王汝勤师长以众意难违勉如所请,恢复刘玉春第16旅旅长职务。
         是年8月,吴佩孚在汉阳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寇英杰为总司令,率8个混成旅先去河南,至信阳与国民一军蒋士杰部相持20多天不能进,刘玉春奉令为鄂军前敌总指挥,率八师第15旅(这时他已改任15旅旅长)增援。与寇总司令共拟作战方案,复郑州,取信阳,事竣,吴佩孚下令,任刘玉春为第八师师长。
         1926年6月,刘玉春率本部29团随吴佩孚入京与奉军总司令张作霖会晤,商定进攻南口国民一军之事。会罢,刘玉春奉令进攻南口。事竣以功授“玉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7月,广州北伐革命军向北攻到长沙。鄂军节节败退,自汨罗退至岳阳,再退至汀泗桥。这时吴佩孚仓卒南行,命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军长。刘率随身一团挺进20余里赶赴汀泗桥前线,与北伐军接战。旅长于信臣率13团激战两昼夜,伤亡千余人。后退至贺胜桥。只见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江中尸体漂浮,不见水面。8月25日,自贺胜桥退至武昌。
         这时吴佩孚召集诸将领开紧急会议,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刘玉春以12000名残兵与七八万北伐军精锐部队,他临危受命,带领万名饥兵死守着武昌孤城,达40天之久。最后至10月10日,城破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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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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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发表于 2016-3-24 16:3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昌城周长只有20多里(23里?),没有90里。
    说明北伐军战斗力不强,久攻不下,当时双方已在谈判,还有人居中调停。
    汉阳门、平湖门都临江,可以通过临江的城门补给,不是后来宣传的城内饿得赫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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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3-24 17:47:47 | 显示全部楼层
    老调重弹 发表于 2016-3-24 16:38
    武昌城周长只有20多里(23里?),没有90里。
    说明北伐军战斗力不强,久攻不下,当时双方已在谈判,还有人 ...

       据《武昌要览》记载为“二十里有奇”。今根据武昌城图示测算,城南北略长,最长之处南自起义门城门墙,北到得胜桥东侧螃蟹岬城墙长约3.13公里;城东西宽,最宽之处东自武珞路大东门城门墙。西到花堤街西侧城墙宽约2.3公里,沿城周围以城外墙建筑周长计达l0.736公里。


    谢谢指正,已修改。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6-3-24 17:55: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关刘玉春的资料我很感兴趣,请传到我的QQ邮箱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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