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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专栏] 《读者》选登:“读成勇士”[每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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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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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8]以坛为家I

     楼主| 发表于 2018-4-9 07:24:09 | 显示全部楼层

    实秋最像一朵花
    作者:叶永烈 来源:读者

      1991年3月底,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上海,给我带来许多梁实秋的资料。其中有一本宣纸册页,多处有蠹虫蛀蚀的洞孔,表明这册页已有些年头了。

      我逐页欣赏着那些已经泛黄的字画,忽地见到冰心的题词,文末写着“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这么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男性朋友之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据梁实秋生前回忆,当冰心写到这里时,为梁实秋祝寿的朋友们(其中大都是男人)便起哄了:“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

      冰心安然、坦然、泰然,徐徐而答:“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呢!”

      于是她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冰心掷笔,众人拊掌大笑……

      这笑声逝去半个世纪之后,我读冰心题词,却有一点不解——她为什么说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呢?

      我问韩菁清女士,她说在梁实秋生前,未曾听他说起鸡冠花的含义。要解开“鸡冠花”之谜,唯有求助于冰心本人。

      于是我赶紧把冰心的题词复印,函寄北京,向这位“世纪同龄人”请教。

      1991年4月5日,冰心亲笔给我复函。

      永烈先生:

      谢谢您寄来的复印件。为什么说他是鸡冠花?因为那时还有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了“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读了复印件,忽觉得往事并不如烟。

      冰心

      九旬老人的记忆如此清晰,她所回忆的情景与梁实秋生前的回忆完全一致——虽然隔着一道海峡,虽然往事已过去几十个年头。

      哦,往事并不如烟。正因为这样,当梁实秋听见传言说冰心在“文革”中谢世时,赶紧命笔写下《忆冰心》,把他记忆中的冰心往事清楚地向读者娓娓道来;1987年11月1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之后的第10天,冰心则在北京写下《忆实秋》,写出了她心目中的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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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8]以坛为家I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12:05: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与阿城有关的日子
    作者:马东 来源:读者
      1

      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没几个,但他曾经说:“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在北京,祖籍重庆江津。阿城的父亲叫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

      阿城在家里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弟弟妹妹,唯獨吃肉不行。阿城吃起肉来,眼放绿光。那时家里穷,偶尔吃顿肉,会把一块肉平均分成5块,肉上拴线,5根线,5种颜色。肉熟了以后,大家找自己颜色的线,拎着吃。每次他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妹妹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阿城的童年过得不太顺。3岁时染上了肺结核,8岁时,父亲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级别从10级降到17级,被下放到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家里其他人留在北京,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家中拮据,有时要靠卖书维持生计。

      阿城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2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阿城做什么都没资格了——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只能去琉璃厂翻翻古书,看看字画儿,研究研究古玩。他反倒因祸得福,学了不少东西。阿城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被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的都有,虽然便宜,但他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为难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他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厂待得很舒服,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画儿、印章这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里,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杂。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

      2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城17岁,已然一身本领,却背着“黑五类子女”这口黑锅翻不了身。1968年,家里有门路的都留在城里了,他只能下乡,辗转去了山西、内蒙古、云南三地,前后11年。在山西雁北桑干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叫运来的高三学生,也是北京的,长得像关公。他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说他一直受用到现在。

      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还是有过一些快活时光的。当年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农活,组织便安排他到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没有不教的。每天晚上,大伙儿都会聚到阿城的屋里,听他边抽烟边讲故事,他讲《基度山伯爵》,讲《悲惨世界》,讲《高老头》。煤油灯下,人头攒动。讲到关键处,阿城就会停下来休息,顺便吊大伙儿的胃口,这时就会有人迅速递上一支春城烟,同时再来一个人赶紧往茶缸子里倒水。一切就绪,阿城继续。

      当时,阿城的女友罗丹与他同在农场教书,也是北京知青。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来的人,会传一些阿城的逸闻。比如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收音机,用来听BBC的古典音乐广播。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听上一天。阿城爱音乐远胜过文学,他曾带着30倍放大镜专门飞到广州,只为了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形的唱头。插队时,阿城还穿越边境,到对面的山上看美国和平队放的阿波罗登月纪录片。

      1979年,阿城回到北京。刚回去时,阿城觉得街上的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女友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得知父亲被错划的右派要被改正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么多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他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面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1979年,阿城开始帮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和黄锐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的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简易居民楼,12平方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做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上的美味都吃遍。带他去吃冰棍,3根冰棍几分钟便被吞下去了,他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3

      阿城写《棋王》那两天,诗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气有点冷,阿城的小东屋紧挨马路,他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马路的声音吵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赶羊,阿城告诉他:“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因为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还让人家大老远地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转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说《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7月刊,瞬间引爆全国。阿城的小东屋每天人来人往,他在那里接待全国各地各路文学刊物前来求稿的编辑。有时一天能来好几拨,一拨能来好几次,几天光景竟喝掉5斤茶叶。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大象公會”创始人黄章晋说:“阿城的文字在我读过的中国作家的文字中最为简省、凝练,我认为克制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冯唐与阿城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长安街,而且还没有斑马线。”陈丹青说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1985年,阿城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司,一通折腾,也没赚到什么钱。那两年,阿城又写了一些小说:《树王》给了《中国作家》,《孩子王》发在《人民文学》上,还有一些短篇,散乱地给了一些杂志,后来收在《遍地风流》里。他计划要写8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等,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的。他爸更是平添一趣,连小说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后来把《车王》写出来了,投给了《钟山》,没想到居然在邮寄过程中寄丢了,导致至今都没人见过车王的轱辘长什么样。

      再后来一个阶段,阿城的创作好像已经变成了慈善写作。他给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别处都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这个时期,阿城就已经向朋友表述过他对文学的腻烦了。阿城认为文学只是一种适合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三王”陆续发表后,来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欢吃面条,自己在家几乎顿顿吃面,主要是挂面。朋友们经常见他托着一斤挂面满面春风地大步进院。全国各地的人都向阿城奔来,阿城以面待客,最高创下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有时他离家几天,会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门了,几日后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这种热闹阿城其实并不喜欢,他插队回京后一直不适应。后来,有记者采访阿城,觉得当时《棋王》那么轰动,他在中国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这么看:“靠那本书其实养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书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不能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因为那样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我是要饭的。”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桥下有人”,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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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2 08: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
    作者:钱理群 来源:读者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办白话报,还专门请了老师教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这是在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较小的3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荡荡的大楼房里。

      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把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她不再和任何人谈论父亲,也不再谈论与父亲相关联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备受煎熬,那是对于父亲和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思念。开始,每逢过年,她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行动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取消了,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母亲却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里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的要求,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衣物,到“大跃进”时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开办学习班,家人都不赞成,母亲却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住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她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做任何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过去。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显得比我们还要镇定。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居然逃过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这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我的灵魂却受到猛的一击。啊,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那张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场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啊!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想着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欲何依摘自漓江出版社《我的家庭回忆录》一书,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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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3 16: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再笨一点多好啊
    刘正权
    散学典礼是在各班教室进行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了,在广播里开会。
    领完成绩报告单,就算告别小学生活了,江小兰把课桌上的课程表又一次清扫了一遍,点点滴滴的日子就从课桌缝隙里清扫出来。
    可惜,没有一次能够清扫出点让她觉得值得开心的事儿。
    做一名学生,值得开心的事儿莫过于得到老师的表扬了。
    记忆中,老师从没表扬过江小兰,老师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表扬起学习委员陈小丽来,像电视上韦小宝说的,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表扬起班长王小成来,也像黄河决堤一样一发而不可收。
    唯独一看见江小兰,她的双唇就立马抿成了一道缝,比电焊焊得还死的一道缝。
    就因为江小兰在全班最不引人注目吗?
    要知道,班上最调皮捣蛋的苟小志都得过老师表扬了。
    苟小志经常旷课。
    那天,严格地说,老师正在批评苟小志呢,老师批评人很有水平,老师是这样说的。
    有个别同学,我基本上只把他当作我们班上的一个影子,希望同学们不要被这个影子的行为而干扰了学习。
    这个影子不言而喻,是指苟小志。老师说这番话时,苟小志正把个头低得扎进抽屉里半天了,本来,老师还准备发挥一句的,大家一定想知道影子的主人是谁吧?
    偏偏有人在教室门外咳嗽了一声,一般在上课时敢在教室外面咳嗽的,只有值周领导,老师就回过了头,果然,领导站在外面,居然,是校长!
    有什么事值得校长亲自到这个普通班的教室门外咳嗽一声呢?肯定是好事!坏事校长一般是安排人随便通知一声的。
    老师就一脸绯红的小跑了出去,影子同学苟小志才瞅这个机会探出头来喘了口长气。
    这气喘得真是时候啊!老师再次进来时,眼里暖和得像三月的风,语气轻柔得像四月的雨,老师说,建议大家先给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来一点掌声好不好?热烈点!
    掌声就在老师带动下很热烈地响起来了。
    哪个同学应该得到这掌声呢?老师故意把同学们的胃口吊起来。
    同学们把目光先是投向王小成,老师摇了摇头。
    同学们又把脑袋歪向了陈小丽,老师摆了摆手。
    大伙都茫然了,伸长脖子看老师,老师脸上笑得像朵迎春花,一步步迎身苟小志。
    是影子?不要说大伙不相信,连江小兰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轮流坐庄表扬,这会也轮不到他苟小志啊,自己好歹比他要安分守己吧!
    还真是苟小志!苟小志旷课在校舍区里闲逛,捡到一串黄澄澄的钥匙,交给了校舍区管理员,那钥匙无巧不巧正好是退休的老校长的。
    校长顺藤摸瓜,找到了苟小志所在的班级。
    影子一下子真真实实被表扬了一回,本来埋在抽屉里的头,这回像亚洲雄风中唱的,头仰成了高昂的山。
    这座山,就成了江小兰一直没能逾越过去的屏障。
    人家苟小志都得过表扬了,江小兰却一直与表扬无缘。
    小学里最后一次表扬就在今天划上句号呢!江小兰支起了耳朵,江小慧之所以敢支起耳朵是因为今年的表扬换了模式,有新三好奖,有好干部奖,还有进步奖,彻底改变了以往只凭成绩发奖状的定式,能得奖状,岂不就是一种表扬?
    新三好奖江小兰不敢奢望,好干部奖江小兰也不妄想,进步奖总该可以觊觎一下吧!要知道,江小兰从在成绩倒数第五跃进了中游了呢。
    进步奖偏偏只有四名。                  
    期中考试比江小兰排名靠后的四个都拿到了奖状,她们没跃进中游,但倒数名次过了前十名。只有江小兰,两手空空的,脑子里也一片空空的。
    叽叽喳喳的笑声一串串钻进江小兰的耳朵,笨鸟先飞,人家还真就飞自己前面领到奖了。
    下课铃响了,大伙陆陆续续飞了出去,只有江小兰,还在课桌前盯着课程表发呆。
    老师要锁教室门了,走过来,望一眼江小安说,散学典礼结束了,你还在发什么呆啊?
    江小兰眼圈红红地站起来说,老师,我要再笨一点该多好啊!
    想要自己再笨一点?老师生气了,咋就教出这么个呆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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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7 13:45:40 | 显示全部楼层
    清浅的快乐
    作者:王永清 来源:读者
      以塞亚·伯林,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活到88岁才十分不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有人曾问伯林:“你为什么可以活得如此安详愉快?”伯林回答:“我的愉快来自浅薄,人们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

      我喜欢伯林俯下身子说这句话时的自得和狡黠,这让我想起了“清浅”一词。“清”是心底无私、安之若素,“浅”是胸无城府、素面朝天。为人处世,虽也讲究变通之道,但老于江湖者,手段多,屈伸之间自有韬略,旁人在佩服的同时,也會避而远之。性情中人,直来直去,敢一吐心迹,也许得不到他人的敬佩,却能赢得他人的喜爱,这是一种轻松的生活和愉悦的人生。

      《红楼梦》里有个丫鬟叫麝月。袭人生病,其他丫鬟都出去玩,只有她主动留下来照顾宝玉。晴雯见宝玉为麝月篦头,冷嘲热讽,但麝月不争不恼,只是笑笑。她随和、宽容,守着自己的本分,不奢望、不争宠、不多言。她活得清浅,也就多了一分快乐,最后她的结局也比其他丫鬟的好。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这样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相比之下,刘半农则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所以鲁迅佩服陈独秀,却亲近刘半农。

      人心复杂了,总会殚精竭虑地思前想后、平衡得失。老是猜疑着、算计着,那也太累了。清浅做人,不蝇营狗苟,不尔虞我诈,也就少了许多纷扰和纠缠,卸掉沉重的思想负担,自然活得豁达、过得舒心。其实,你简单了,这个世界就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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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1 16:00:54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作者:朱光潜 来源:读者

      有一年夏天,我到苏格兰西北海岸一个叫作爱约夏的地方去游历。那一带的风景仿佛日本内海,却更曲折多变。

      走到一个海滨,我突然看见人山人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深蓝、大红衣服的,步履蹒跚的,闹得喧天震地:原来那是一个有名的浴场。那是星期天,人们在城市里做了六天的牛马,来此尽情享受一日的欢乐。

      和那一大群人一样,我也欣喜地赶了一场热闹。那一天算是没有虚度,却感觉空虚寂寞者在此,大家不过是机械地受到鼓动驱遣。太阳下去,各自回家,沙滩又恢复它本来的清寂,有如歌残筵散。推而广之,这世间的一切,何尝不都是如此?

      孔子看流水,曾发出一个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本来就是流动的,单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该去的若不去,该来的就不会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莎士比亚说生命“像一个白痴说的故事,满是声响和愤激,毫无意义”,一语中的。生命像在那沙滩所表现的,你跳进去扮演一个角色也好,站在旁边闲望也好,都可以令你兴高采烈。

      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而每一刻的故事都是新鲜的。这一刻中有了新鲜有意义的故事,这一刻中我们心满意足了,这一刻的生命便不空虚。生命原是一刻接一刻地实现,好在它“不舍昼夜”,算起总账来,层层实数相加,绝不会等于零。

      嫌人生短暂,于是设种种方法求永恒。秦皇汉武信方士、求神仙,以及后世道家炼丹养气,都是妄想所谓长生。

      人渴望长生不朽,也渴望无生速朽。诗人济慈在《夜莺歌》里于欣赏一个极幽美的夜景之后,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他说:“现在死相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他要趁生命最丰富的时候死。甚至于死本身,像鳥语和花香一样,也可成为生命中一种奢侈的享受。

      冷静地分析想死的心理,我敢说它和想长生的道理一样,都是对生命的执着。想长生是爱着生命不肯放手,想死是怕生命轻易地溜走。要死得痛快才算活得痛快,死还是为了活,为活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点快慰。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人难得的是这“闻道”。我们谁不自信聪明,自以为比旁人高一着?但是谁的眼睛能跳开他那“小我”的圈子向四面八方看一看?每个人都被一个密不透风的“障”包围着。

      我们在这世界里大半是“盲人骑瞎马”,横冲直撞,怎能不闯祸!所以说来说去,人生最要紧的事是“明”,是“觉”,是佛家所说的“大圆镜智”。法国人说“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我们可以补上一句,“了解一切,就是解决一切”。

      生命对于我们还有问题,就因为我们对它还没全然了解。既没有了解生命,我们凭什么对付生命呢?于是我想到这世间纷纷扰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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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4 06:44:57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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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夏天,我到苏格兰西北海岸一个叫作爱约夏的地方去游历。那一带的风景仿佛日本内海,却更曲折多变。
    走到一个海滨,我突然看见人山人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深蓝、大红衣服的,步履蹒跚的,闹得喧天震地:原来那是一个有名的浴场。那是星期天,人们在城市里做了六天的牛马,来此尽情享受一日的欢乐。
    和那一大群人一样,我也欣喜地赶了一场热闹。那一天算是没有虚度,却感觉空虚寂寞者在此,大家不过是机械地受到鼓动驱遣。太阳下去,各自回家,沙滩又恢复它本来的清寂,有如歌残筵散。推而广之,这世间的一切,何尝不都是如此?
    孔子看流水,曾发出一个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本来就是流动的,单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该去的若不去,该来的就不会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莎士比亚说生命“像一个白痴说的故事,满是声响和愤激,毫无意义”,一语中的。生命像在那沙滩所表现的,你跳进去扮演一个角色也好,站在旁边闲望也好,都可以令你兴高采烈。
    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而每一刻的故事都是新鲜的。这一刻中有了新鲜有意义的故事,这一刻中我们心满意足了,这一刻的生命便不空虚。生命原是一刻接一刻地实现,好在它“不舍昼夜”,算起总账来,层层实数相加,绝不会等于零。
    嫌人生短暂,于是设种种方法求永恒。秦皇汉武信方士、求神仙,以及后世道家炼丹养气,都是妄想所谓长生。
    人渴望长生不朽,也渴望无生速朽。诗人济慈在《夜莺歌》里于欣赏一个极幽美的夜景之后,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他说:“现在死相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他要趁生命最丰富的时候死。甚至于死本身,像鳥语和花香一样,也可成为生命中一种奢侈的享受。
    冷静地分析想死的心理,我敢说它和想长生的道理一样,都是对生命的执着。想长生是爱着生命不肯放手,想死是怕生命轻易地溜走。要死得痛快才算活得痛快,死还是为了活,为活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点快慰。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人难得的是这“闻道”。我们谁不自信聪明,自以为比旁人高一着?但是谁的眼睛能跳开他那“小我”的圈子向四面八方看一看?每个人都被一个密不透风的“障”包围着。
    我们在这世界里大半是“盲人骑瞎马”,横冲直撞,怎能不闯祸!所以说来说去,人生最要紧的事是“明”,是“觉”,是佛家所说的“大圆镜智”。法国人说“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我们可以补上一句,“了解一切,就是解决一切”。
    生命对于我们还有问题,就因为我们对它还没全然了解。既没有了解生命,我们凭什么对付生命呢?于是我想到这世间纷纷扰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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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18: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挡住他使用“聋子不怕雷,咱也导一回”这样的口语化表达。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冯小刚这么爱“开炮”的人,娱乐圈会寂寞许多。

      我第一次见冯小刚差不多是10年前。那是一个饭局,我第一个到,没过几分钟,冯小刚第二个到,我俩握手寒暄,没有初次见面的冷场。吃饭的包厢里,主宾席的椅子有一个细长的挑高背,有点儿夸张,冯小刚指着本该由他坐的这把椅子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赶紧叫服务员给换一个。”我们默契地哈哈大笑。他对一切贵族和伪贵族的东西深恶痛绝,如同在电影《大腕》里表现的那样。

      冯小刚拍《非诚勿扰2》时,几位朋友去海南的片场探班。到达的第一天晚上,有当地官员请吃饭,冯小刚没法不出席,说委屈哥几个一块儿去吧。那天的饭局有他在场,宾主尽欢,来来往往的人都假装认识了不少朋友。饭局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冯小刚在车里对助理说:“跟服务员说一声,给我下碗清水面,今晚没吃饱。”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写过这样的细节:他觉得最美味的,是把几个吃剩的菜混在一起加热再吃,由于放了一段时间,那些葱段儿、姜末儿都入了味,扒拉一碗白米饭下肚,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参加过盛大宴席的冯小刚在路上打电话跟服务员要一碗面吃这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拍电影对于冯小刚来说,已经是熟练活儿了,所以看他拍片是十分舒服的事情。片场没有紧张气氛,所有人员各司其职。一切准备就绪,冯小刚坐在监视器前,看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即便有话也言简意赅。演员们都了解他的风格,一场戏拍几次就过了。冯小刚在拍《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时,都在片场落过泪,那是因为感情太投入了,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拍摄自己擅长的喜剧片时,是冷静、从容的,偶尔会有一絲倦怠,这大概也是他几次说到想要息影的原因吧。

      许多人惧怕冯小刚,觉得他脾气大、不好惹,这恐怕是个误会。因为名声在那里,凡是需要他公开露面的场合,他都得要“起范儿”,用自己的气场来彰显存在,人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冯小刚。记得在拍摄《私人订制》的时候,有一次中午收工吃饭,大家领了盒饭各自找地方吃。我推开一扇紧闭的门,房里只有冯小刚在硕大的餐桌前独自吃饭,吃的东西也简单,和盒饭差不多,只不过有一瓶专门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

      片场下的冯小刚有点儿沉默。我在那儿陪着他一起用午餐。从一点小事聊起,冯小刚兴致渐浓,后来又有几个朋友加入,结果那次午饭聊了许多——关于电影的,关于八卦的,关于社会时事的。那是一顿开心的午饭,我也就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冯小刚其实是有些内向、偏于安静、喜欢独处的人。

      后来,每每想到他一个人在偌大的房间里吃饭,背影有些寂寥,再联想到那个被连篇累牍报道的冯小刚,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所见到的,和那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冯小刚,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2017年4月,有关冯小刚的大动作是,他要拍《芳华》,相关信息传递出他对这部影片举重若轻的态度。《芳华》是文工团题材,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这个故事距离他们有点遥远。

      冯小刚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意是像他这样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导演,应该拍一些有意义的电影。或许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能够不断尝试新题材,他的这种尝试被外界形容为“任性”。

      拍《集结号》是对战争片的突破,拍《一九四二》是对苦难题材的突破,拍《私人订制》是对审查尺度的突破,拍《我不是潘金莲》是对时政热点的突破……有些是外界评价的,有些是他自己诠释的。

      在中国第五代三大导演中,冯小刚出身最低,起点也不算高,但在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中,反倒是他体现出不一样的执着。他没说过自己想成为电影大师,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残酷的市场和无情的资本要求,却在不断蚕食他的野心。

      评价冯小刚是一个难题。在一颗赤子之心的主导下,他时常有真性情的表现,也经常有挺身而出的惊人言论。在说真话方面,许多人没有他做得好。但他也有自己的短板,即一旦舆论带来较大压力,他的反弹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自卫意识也比较强。

      有一次,冯小刚接受一位知名度颇高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采访。当时他的身体语言和话语情绪都流露出排斥的信息,那位知识分子不知所措,气场完全被冯小刚掩盖。这大概是冯小刚想要的效果。

      哪怕冯小刚一次次成为争议人物,但在舆论的潮水退却之后,他总是能够用新的电影选题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创作选材和敏感尺度把握方面,他永远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如果评选“人民导演”,他肯定有很大的概率会高居榜首,这是因为他对“人民性”有着天才般的理解与掌握。

      (安 蓝摘自《家庭》2017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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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18:17:39 | 显示全部楼层
    挡住他使用“聋子不怕雷,咱也导一回”这样的口语化表达。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冯小刚这么爱“开炮”的人,娱乐圈会寂寞许多。

      我第一次见冯小刚差不多是10年前。那是一个饭局,我第一个到,没过几分钟,冯小刚第二个到,我俩握手寒暄,没有初次见面的冷场。吃饭的包厢里,主宾席的椅子有一个细长的挑高背,有点儿夸张,冯小刚指着本该由他坐的这把椅子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赶紧叫服务员给换一个。”我们默契地哈哈大笑。他对一切贵族和伪贵族的东西深恶痛绝,如同在电影《大腕》里表现的那样。

      冯小刚拍《非诚勿扰2》时,几位朋友去海南的片场探班。到达的第一天晚上,有当地官员请吃饭,冯小刚没法不出席,说委屈哥几个一块儿去吧。那天的饭局有他在场,宾主尽欢,来来往往的人都假装认识了不少朋友。饭局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冯小刚在车里对助理说:“跟服务员说一声,给我下碗清水面,今晚没吃饱。”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写过这样的细节:他觉得最美味的,是把几个吃剩的菜混在一起加热再吃,由于放了一段时间,那些葱段儿、姜末儿都入了味,扒拉一碗白米饭下肚,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参加过盛大宴席的冯小刚在路上打电话跟服务员要一碗面吃这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拍电影对于冯小刚来说,已经是熟练活儿了,所以看他拍片是十分舒服的事情。片场没有紧张气氛,所有人员各司其职。一切准备就绪,冯小刚坐在监视器前,看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即便有话也言简意赅。演员们都了解他的风格,一场戏拍几次就过了。冯小刚在拍《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时,都在片场落过泪,那是因为感情太投入了,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拍摄自己擅长的喜剧片时,是冷静、从容的,偶尔会有一絲倦怠,这大概也是他几次说到想要息影的原因吧。

      许多人惧怕冯小刚,觉得他脾气大、不好惹,这恐怕是个误会。因为名声在那里,凡是需要他公开露面的场合,他都得要“起范儿”,用自己的气场来彰显存在,人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冯小刚。记得在拍摄《私人订制》的时候,有一次中午收工吃饭,大家领了盒饭各自找地方吃。我推开一扇紧闭的门,房里只有冯小刚在硕大的餐桌前独自吃饭,吃的东西也简单,和盒饭差不多,只不过有一瓶专门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

      片场下的冯小刚有点儿沉默。我在那儿陪着他一起用午餐。从一点小事聊起,冯小刚兴致渐浓,后来又有几个朋友加入,结果那次午饭聊了许多——关于电影的,关于八卦的,关于社会时事的。那是一顿开心的午饭,我也就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冯小刚其实是有些内向、偏于安静、喜欢独处的人。

      后来,每每想到他一个人在偌大的房间里吃饭,背影有些寂寥,再联想到那个被连篇累牍报道的冯小刚,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所见到的,和那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冯小刚,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2017年4月,有关冯小刚的大动作是,他要拍《芳华》,相关信息传递出他对这部影片举重若轻的态度。《芳华》是文工团题材,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这个故事距离他们有点遥远。

      冯小刚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意是像他这样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导演,应该拍一些有意义的电影。或许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能够不断尝试新题材,他的这种尝试被外界形容为“任性”。

      拍《集结号》是对战争片的突破,拍《一九四二》是对苦难题材的突破,拍《私人订制》是对审查尺度的突破,拍《我不是潘金莲》是对时政热点的突破……有些是外界评价的,有些是他自己诠释的。

      在中国第五代三大导演中,冯小刚出身最低,起点也不算高,但在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中,反倒是他体现出不一样的执着。他没说过自己想成为电影大师,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残酷的市场和无情的资本要求,却在不断蚕食他的野心。

      评价冯小刚是一个难题。在一颗赤子之心的主导下,他时常有真性情的表现,也经常有挺身而出的惊人言论。在说真话方面,许多人没有他做得好。但他也有自己的短板,即一旦舆论带来较大压力,他的反弹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自卫意识也比较强。

      有一次,冯小刚接受一位知名度颇高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采访。当时他的身体语言和话语情绪都流露出排斥的信息,那位知识分子不知所措,气场完全被冯小刚掩盖。这大概是冯小刚想要的效果。

      哪怕冯小刚一次次成为争议人物,但在舆论的潮水退却之后,他总是能够用新的电影选题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创作选材和敏感尺度把握方面,他永远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如果评选“人民导演”,他肯定有很大的概率会高居榜首,这是因为他对“人民性”有着天才般的理解与掌握。

      (安 蓝摘自《家庭》2017年第16期)
  •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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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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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4 07: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带着诗和香水离开
    作者:冯唐 来源:读者
      我15岁的时候,青春叛逆,血液里禽兽飞舞。我觉得屈原很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立志非绝学不学,非班花不娶。我30岁的时候,见了些世事,也做了些世事,班花也都嫁给了别的中年男人。我认同“渔父”们有机会横刀立马就多做一点,因为无常即常,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机会了,就收起雄心,爱古玉、古瓷,读《周易》,听春雨,不知春去几多时。

      如今,我45岁,以两天一章的速度重读“渔父”们皓首穷经写成的《资治通鉴》。这一遍,渐渐不再在意那些“渔父”重点提示的帝王术,而是越来越贪看生死纠缠里面的荷尔蒙和人性。我时常想起屈原的句子,比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和世界产生巨大矛盾时,我越来越认同他的做法,保有精神和肉体的洁癖,不管时俗,不管天气,不再给傻子们任何时间,不再把欲望推给明天。带一具肉身、一本古老的诗集、一瓶浓醇的酒、一瓶来自遥远国度的香水,找一小时、一天、一周、一月的时间,找一条河、一个湖、一段公路、一座山,用诗罩心,用酒罩头,用香水罩身,暂时不在,如同死去。

      星空之下,时间之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切必失,只有自在。

      (張晓玛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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